刘放桐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党员。1934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桃江。1954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1957年初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作西方哲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初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84年由国家教育部特批为教授。1986年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立现代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点（现归并为外国哲学博士点），任博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的博士生已达25名（包括在学）。 50年代作研究生时重点研究西方哲学史，60年代开始转向现代西方哲学。有《现代西方哲学》、《实用主义述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等独著和合著有关西方哲学的著作十余种，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逾百篇，共200余万字。其中《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0年修订版）长期被广泛采用。初版1986年获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88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修订版1997年获国家级二等奖。 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第3、4届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组成员；全国高教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由于受到复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等的制约，本学科的发展历程比较曲折。总结这段历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有利于促进本学科研究，使之尽可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作用。 从50年代中期进入西方哲学研究之门。60年代以来偏重于研究现代部分，可由《现代西方哲学》三个版本的编写联系在一起。初版(1981)尝试构搭本学科教材的基本理论框架，参与学科的重建。修订本(1990)力图对学科内容的具体介绍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对旧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模式有所突破。即将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上的伟大革命变更的同时也肯定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它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较之西方现代哲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二者存在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近代哲学上又殊途同归，都体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从而主张将二者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我在编写每一个版本时都企图紧跟我国本学科研究前进的步伐。前两个版本近20年来在国内同类教材中采用面和读者面都最广，它们的成败得失也许能从一个侧面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本学科研究的轨迹。作者主观上希望《新编》能继续体现这一轨迹。本文拟联系这三个版本的编写来反思这一时期本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就如何将本学科研究推进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的新阶段提出一些想法。 一、克服全盘否定倾向，重建现代西方哲学学科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本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学科。清末严复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为了给中国寻找出路早就向国人介绍过实证主义等思潮。尽管他们的这些介绍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毕竟在封闭、停滞和落后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种主张开放、变更和进步的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实用主义及同一时期众多西方哲学流派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甚至是其倡导者。这些流派从理论和现实社会影响说有很大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与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反对封建旧文化、主张建立具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新文化上与后者却有共性，共同促使五四运动成了一场波澜壮阔而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社会变更运动。因此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哲学流派采取了既批判又联合的态度。 在此之后，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剧变，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政治的依存性突出地表现出来。1927年国民党当局背叛革命后对共产党人血腥镇压，马克思主义被视为非法。作为对这种压制的反应，加上受国际上左的思潮影响，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改变：首先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哲学、接着对其他各派哲学都越来越倾向于简单否定。本学科研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往往被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时也因与现实生活（包括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脱节而出现僵化和片面化倾向，在某些情况下脱离了其实际所是，从而也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也为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界限而对其作出深刻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创造了必要条件。然而由于左的意识形态干扰等原因，这一条件没有被充分利用。从50年代初起，现代西方哲学进一步被简单归结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以致极少有人敢于或愿意再涉足。各大学哲学系几乎均未完整地开设本学科课程，连云集了国内本学科绝大部分著名专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只开设零星讲座。不过本学科研究没有完全中断，一些专家仍然在困难的条件下以提供反面材料等方式在资料编译等方面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例如洪谦先生主持编译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缉》(1962)就曾广为流传；《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一些专家编译了多辑以实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内部发行）；还有一些先生翻译了一些国外（主要是前苏联）关于这方面的批判资料。在偏离政治中心、历史上与西方联系较密的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全增嘏教授1960年起曾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称尝试讲授过这门学科。他讲的虽很简单，却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开设的，当时在国内也许是“独此一家”。从62年起我在全先生指导下承担这门课程的教学，甚至还着手编写教材。怎奈左的政治干扰变本加厉，接着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本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完全停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