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说起 马克思的题为《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博士论文，是“在极其现实的意义上对感性的活生生的世界抱着一种狂热的冲动来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注：转引自[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这一事实首先在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重新评价中获得了它极其显著的表达。马克思认定，“‘自我意识的自由’既是整个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也是他的自然哲学的原则；并且伊壁鸠鲁的一般哲学原则排除了对自然界和人的实在作神秘的与悖谬的说明。”（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两者之间的自然哲学的重要差别之一是：德谟克里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并把它运用于现实。也就是说，在德谟克里特看来，具有原子撞击和直线运动的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一切均是必然的。伊壁鸠鲁则与他相反，断然主张：“必然性是不存在的，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德谟克里特与伊壁鸠鲁这样两种相反的观点，决定了德谟克里特用决定论说明自然界，而伊壁鸠鲁则轻视实证科学，认为现实始终是偶然的，是停留在可能性上的东西。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伊壁鸠鲁的立场和他的自然哲学。其理由在于：第一，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主张唯有感性的现象世界才是真实的对象，才是客观的现实。第二，伊壁鸠鲁为保证人的自由，给主体的选择留有余地，承认自由的自我原因，强调偶然的因素。当然，马克思也批评了伊壁鸠鲁轻视实证科学的态度。马克思积极评价的是隐藏在伊壁鸠鲁这种轻视实证科学态度背后的立场。 伊壁鸠鲁设想原子偏离直线的偏斜运动，不外乎是为了通过对直接存在的否定，坚持自我意识的立场。因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实际上是关于个体性、偶然性的本体学说，它所表述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自由精神。我们注意到，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是他构造实践哲学的内核。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正因为这样，“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事实正是如此。当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依据17世纪的自然科学成果，通过理智的抽象，把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的物质世界，分解为两个部分：(1)第一物质或第一性质及其依托者（实体）；(2)所谓派生的，与人的感性、主观有关的第二性质，并通过两者的对立去定义物质世界。这样，具有性质多样性的物质以及我们所面对的种种复杂的、迥然不同的对象世界，在这种抽象方式的视野中消失了，它们被凝聚为性质的一种有限组合，结果，要使世界万象归一（统一于机械必然性），就得摆脱一切对于他物的关系，而摆脱了一切对于他物的关系的抽象，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以，机械的纯理智抽象必然导致对“可能世界”的排除，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变得敌视人”。 然而，真正说来，作为世界观的机械唯物主义之所以冷漠人，根源可溯源于巴门尼德、柏拉图。自巴门尼德、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支配。德里达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真理与意见等等，而且为这些对立设定了等级，对立双方在那里不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从属关系，第一项每每处于统治地位和优先地位，第二项则是对第一项的限制与否定。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性是在事物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确定事物发展趋势的，偶然性则是在事物的发展中不起决定作用，充其量只是起补充作用的性质。在这种形而上学理念之根上依附着科学技术的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使自然对象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使社会对象化。例如，在西方社会政治方面，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对于他们而言，民主绝不是什么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因而，相对应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便是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法治观念及其程序规则。他们下大力气使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成果在社会领域得到创造性的应用，取得了成功。制度上的合乎“必然性”的创设一方面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如哈金教授所言：对人和世界的支配不是更少了，而是控制更强了，即在自然和社会必然律的支配下，偶然或不规则的事件显然已经得到控制。世界不是越来越成为偶然的，而是大大相反（注：[加]伊恩·哈金《驯服偶然》，刘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尽管，在西方的哲学和科学发展史上，到了19世纪“偶然”突然受到礼遇，不再像巴门尼德那样，把偶然视为非真实的，而是实在的。然而，在我们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中，非决定论的成分越大，色彩越浓，控制力也就越大。在物理学中，这是显而易见的。量子力学认为自然界在其基层具有无法克服的随机性。正是这一发现大大提高了我们干预或改变自然进程的能力。同样，以上的观点也适用于对人的把握。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平行关系。实验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冯特，在1862年便曾说过：“是统计学首次说明了爱情遵循心理学定律”（注：[加]伊恩·哈金《驯服偶然》，刘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现代性当道的主旋律便是人的数字化生存，大众可以获取数目字，测量所需的精确散发出专业性的光彩，人们为获取客观的知识，不得不发明各种类目，将人便利地归类，以便点查。这类关于人的系统数据采集的报告，不仅影响到我们对一个社会的构想方式，而且还影响到我们应“做”什么的伦理判断。虽然数字不能支配价值，但却是人们理性选择的基础。它极其深远地改变了我们选择的行为，我们的职业观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以致现代性使人成了“构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