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6-0034-07 在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中，受东方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马丁·海德格尔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二人。国内学界对海德格尔的思想相对较熟，而知道布伯学术成就和思想理念的人就少多了。但布伯在当代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海德格尔，而且一种思想的流行与否，与其固有的价值几无必然联系。有人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尽善尽美的诗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一个拥有不竭创造力的天才”，“一个智者”。布伯博大精深的思想，非一篇文章所能说透，在此，我拟就布伯对东方精神的重新发掘和阐发进行一些粗浅的考察，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为同道提供一个反观自身文化利弊短长的参考。 一、东方精神的捍卫者 布伯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方法和结论的“对话性”，即他的思想没有采取欧陆哲学家那种系统构造的形式，也不像当代英美哲学家那样膜拜所谓的“技术性”，仍保留了古典叙事的风格。从一开始，布伯就与东方思想积极对话，这在西方哲学有中间实属罕见。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布伯相信东西方智慧拥有相似的精神生命。他说：“在逻辑的真理概念看来，两个对立的东西中只有一个是真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对立的东西是不可分的。……对立东西的统一是对话最核心的秘密。”[1](P17)布伯与东方思想的对话尽管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但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 作为一个具有犹太血统和犹太文化背景的西方哲学家，布伯在思想的脉络中无疑始终保持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东方情结”，这一“情结”如同一强大的本能力量，一直在驱使着布伯去探索那未知的领域。可以说，布伯的思想正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沟通、转换的结果。他对东方文明的景仰和推崇是真诚而自觉的，他认为东方古老的智慧能够成为医治现代西方文明痼疾的猛药；东西方文明如果有朝一日会共同拥有一个光明前景的话，那么这两种文化就应该从现在起成为互补的文化，消除彼此的敌对，走进对话的天地。为此，他既批判了那种狂傲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对近代以来东方各民族日益丧失其精神家园和文化独特性、一味麻木地追随西式现代化的愚蠢行为深表痛心和惋惜。同时，他也对近代以来因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在东方各民族中滋生蔓延的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在所有文化的源头，人的精神都表现出一种对话的特点，真理和本真的生活都是在对话中得到的，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才失掉了这种对话性。例如，在古代希腊，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总是通过发出“声音”而让我们理解了它的意思。在中国，老子的“道”就有“说道”的意思，当然不是人在说（因为“道可道非常道”），而是“道”在说。在印度，《奥义书》就是一位大师说给一位信徒的话。所以，世界各种文化在源头处本是互通的，人类灵魂最初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并且，在历史上，东方智者对西方文化的形成的确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说：“我们不必把黑海和红海之间那延伸的土地（在同一个时期里，亚历山大和赫拉克利特在此用希腊文传播思想，以色列先知用希伯莱文向世人发出忠告和劝慰）看成是一堵墙，而看成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那些哲学家的教言——关于所有存在者都有负有相互偿还的责任的教言，和关于逻格斯和宇宙构成共同体的教言——和那些声称所有人都负有帮助别人的责任，并且宣布完成共同生活的任务的人所发出的预言，全都来自东方的心，并且都对西方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2](P96-97)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文化的对话性在以后的变化中都被淹没了，非对话性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冲突和毁灭的事件。 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之间是否有可能重新形成对话的格局，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否能够建立起他们的“我们性”来？布伯对此充满信心。一方面，他对当代的东西方文化都很绝望；另一方面，他特别对古老的东方文化寄予厚望。实际上，对现代的东方和西方来讲，它们都远离了古代的“东方精神”，这是它们双双在近代败落的原因。所以，“东方精神”不是指现代东方各文化代表的精神，而是指由犹太先知、中国的老子和印度的佛所代表的精神。因此，要想用东方精神来拯救西方文化，首先就有一个复兴“东方精神”的问题，就有一个重建“东方精神”的问题。而这正是布伯的工作。 二、什么是“东方精神”？ 布伯认为，东方各民族表面相似，关键是它们拥有统一的精神内核，“东方”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统一体。他说：“尽管它们存在差别，但是东方各民族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使它们与西方的命运和精神截然不同。”[3](P31)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看，“东方”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原始阶段。布伯认为这种思想反映了一种狭隘的、概念化的思维方式，根本不了解东方文化形成的历史。因为“那个铸造了东方人精神性格并且决定了其创造力量的时代，即那个关键的成型时代，是一个比欧洲形成时间来得更早的世界历史纪元。对于在惊人的基督前3000年中被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所经历的、导致了其思想的那些伟大力量，我们只能有一些微弱的模糊认识，这些力量展现在基督前3000年以及接下来的1000年中被创造出来的那些具有高度创意性的保留遗物——《诗经》和《吠陀》，金字塔手稿，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当我们把在古希腊黄金时代在东方崛起的那些人包括进来以后，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就变得清晰起来：这些人具有恢复力和再生力，他们是返回与恢复的宣告者——即犹太先知们，以及创作了《奥义书》、《琐罗亚斯德》和《老子》的思想家们。所以，极为复杂的东方各民族能够显示为一个统一体，一个有机组织。其成员不论从功能上说有多么不同，它们也有一个相似的结构和一种相似的生命力，并且正因为如此，东方有权拥有一个与西方相对应的位置”[6](P56-57)。布伯在此赋予“东方”以一种“生命本体”的地位，确立了面对“西方”强势文明时“东方”文明不可摧毁的文化本体地位。 那么，“东方”文化本体有何特质呢？布伯首先从东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分析起。他发现，“东方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即他们都是一些具有明显“活动力”(motor faculties)的人，他们与“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截然有别。“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是其“感觉力”(sensory faculties)胜于其“活动力”。因此，可以说，东方人是“活动力型的人”，而西方人则是“感觉力型的人”。当然，布伯也意识到这种区分未免太过简单卤莽，所以，他进一步剖析了这两种人的精神生活的生成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