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0)05-0040-05 卢卡奇于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认为是首次“以总体性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59页。）卢卡奇的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尔库塞的“回忆的总体”，到阿尔多诺的“规范的总体”，再到萨特的“个体的总体”，总体范畴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轴线，也成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关注的焦点和理论生长点。 在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以下简写为《历史》）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以下简写为《辩证》）对总体范畴的论述具有典型意义。卢卡奇和萨特同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有内在的契合性。在《历史》和《辩证》中，两人都渴望一种“总体性”，希望用一种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同当时异化的世界相抗衡，并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所做的庸俗、片面理解。同时，两人又都受20世纪科学思维中的整体论观念的影响。生物胚胎学研究的系统论思想、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理论和物理学研究的场论，确立了科学研究的整体论观念。整体论强调的整体性和过程性奠定了卢卡奇和萨特总体范畴的科学基础。 一、总体范畴理论目的的比较分析 理论目的的比较在于说明总体范畴在两人各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在《历史》中，卢卡奇的总体范畴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首先，总体为本体论，是一种历史的本体。卢卡奇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实体就是主体”的观点，来突破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认为“实体就是主体”的实质就是把主体看作它的内容——总体的创造者。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还将历史理解为主客体的同一，认为历史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但卢卡奇批评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作为历史主体承担者的错误，认为真正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洞察社会现实的总体并从总体上变革它。”无产阶级是历史主客体的统一，它既是历史过程的动力，也是对它的反映。其次，总体作为一种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历史》的副标题被命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卢卡奇将这种辩证方法的实质归为总体性，他说：“总体这种绝对首要性，以及整体的统一性优先于并且超越于部分的轴象孤立，……这就是马克思辩证概念的实质。”总体被卢卡奇视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他说：“总体范畴……，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儿吸取的方法论精神，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卢卡奇曾提出总体作为方法的两个特征：“向上和向下的趋势”；“总体性的总体特征是变化的”，（注：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3页。）这就明确指出了总体方法的历史向度。可见，历史思想贯穿卢卡奇总体及其相关范畴的始终，卢卡奇的总体是“历史的总体”。 在《辩证》中，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注重对社会总体方面作宏观分析，缺少对个人实践的主观性作微观分析的局部理论。这就使得“在历史的总汇中，除了抽象的普遍性骸骨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2——63页。）所以他要创造一种关于具体的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填补马克思主义“具体人学的空白”。通过何种方法来完成这项工作呢？萨特寄希望于他的总体范畴，他认为，“辩证理性的可理解性的基础在于，如果它存在的话，就是一种总体化。”（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片，第178页。）奠定了这一基础，萨特提出他的全部理论就是要“从某种抽象（不完全）的实践中实现自己抱负的个人出发，通过越来越深化的条件，去重新发现他同其他人的实际联系的总体，从而发现各种实际的多样性的结构，并通过它们的矛盾和斗争去重新发现绝对具体、历史的人”。（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片，第187页。）所以，在萨特那儿，总体范畴一开始就被赋予方法论的性质加以运用，它同辩证理性一道，具有“从属的意义”，是解决存在主义的主要问题——人的自由问题——的“工具库”。可见萨特强调的是“个体的总体”，对个体的人的关注贯穿于总体及其相关范畴的始终。 在比较中可以发现，卢卡奇和萨特的总体范畴都包含着总体性和总体化这两层意蕴。但卢卡奇并没有对总体性和总体化作出明确的区分，他的总体范畴是将作为“总体性”的本体论和“总体化”的方法论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混同一方面显示了卢卡奇用总体范畴重建马克思主主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宏大决心，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他自我批评的“这些文章的基本内容和它的方法论的正确性都极不确定”。（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萨特则对总体性和总体化作了明确的区分。对于总体性，萨特不再赋予它本体论意义，而仅仅是一种逻辑设定。因为对于异化的人和现实而言，总存在一种非异化的人和现实，那怕这种存在是观念上的，所以萨特在逻辑上设定了一种总体性的人和现实。但是，由于总体化概念的提出，作为逻辑起点的总体性在现实中就不存在了。因为存在主义者坚信“存在先于本质”，人之为人，正是在不尽的实践过程中才获得自己质的规定性的。可见，萨特的总体范畴仅是从总体化角度讲的一个方法论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