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哲学发展的现代转向的意义 不同倾向的哲学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评价往往大不相同，但他们都会承认，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区别。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近现代之间发生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转向、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根据对西方社会和哲学发展史的深刻分析，揭示了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19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也对传统欧洲哲学采取批判态度，要求对之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并纷纷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从那时以来，哲学上的各种转向（例如语言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历史和实践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等等）之声不绝于耳，它们的意义往往有重要区别，也往往有得以成立的理由。究竟何种“转向”更加深刻、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变更，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极不相同的回答，在西方哲学家内部也往往难于达成共识。 但是，在对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采取批判态度并要求改变哲学发展方向上，在对哲学问题的提法和回答上，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共同之处。正是后者把西方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开来，从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新转向的主要标志。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有较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当然需要对各家各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它们各自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但也应研究它们的共同之处，特别是那些使它们与近代哲学区别开来的特征。这也就是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化在整个哲学发展上所具有的真实意义。 对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化，我国哲学界由于受“左”的影响，以往大都抱简单否定态度，如下两种看法相当流行。第一，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反映了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一定革命性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存在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求的合理和积极因素，而自此以后的西方哲学则主要是作为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不可能包含合理和积极因素，在理论上表现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第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克服了以往西方哲学的种种缺陷，继承和发扬了其优秀遗产和进步传统，并由此而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现代西方哲学恰恰相反，它们抛弃了西方哲学的优秀遗产和进步传统，而发挥了其消极、落后以至反动的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处于根本对立地位。这两种看法密切相关、互为表里。人们无论从理论上或历史现实上都可以为其找到印证的理由，问题是：这些理由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在“左”的年代，人们很少实际上也难于对之提出疑问。 随着“左”的影响的不断克服，人们开始对一些过去几乎被认为不容置疑的结论重新加以研究。现在大都已不再简单支持上述看法，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的基础上从原则上肯定西方现代哲学存在着合理和积极因素，有的人还企图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然而，如果不重新认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真实意义，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习惯了的那种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就不能真正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进步和革命含义，从而也不能如实地认识其与近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联系。 为了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的真实意义，必须重新分析和研究近代西方哲学的成败得失。 2、西方哲学在近代的转向和进步 对于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的近代西方哲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它们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除了个别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外，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尽管哲学家们因立场不同而对这一时期哲学的评价和取舍标准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但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它们所具有的人文和科学精神的进步意义。 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当时的许多先进思想家对作为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贬低理性和抬高信仰为特征的传统宗教和神学以及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并论证和讴歌了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能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特别是人文主义者）就已把具有理性的人当作他们关注的中心，把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促进人性的解放当做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他们号召人们冲破传统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禁锢，把注意力由彼岸的天国返回到现实的人间。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各种派别的分野，但各派在提倡理性、限制信仰上有着很大一致。笛卡尔运用理性演绎法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固然是典型的理性主义体系；培根等人的经验主义也同样以尊重和颂扬人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即与盲目的信仰相对立意义下的理性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培根哲学中，“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大都把理性当做人的本质，并把是否符合理性当做衡量是非善恶美丑的根本尺度，由此对理性主义的原则作了进一步发挥。康德揭示和批判了以往哲学家停留于理论理性（认识和科学领域）所必然陷入的矛盾，企图通过论证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来克服这种矛盾，以此使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得到确证；同时他又把理性由科学所属的理论领域扩展到道德自由所属的实践领域，扩大了理性的作用范围。他关于限制理性、为信仰留下地盘的口号的真实含义也正在限制理论理性的作用范围，肯定与之不同的实践理性，而不是排斥理性和倒向传统意义的信仰主义。黑格尔在揭露和批判包括康德在内的前人的理性主义的矛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性主义体系。正因为如此，整个这一历史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