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在中国 一 随赫胥黎《天演论》和卢梭《民约通义》中译本1898年的出版，西方哲学的重要著作开始陆续被引入汉语世界，其中也包括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如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以及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等。相比之下，现象学哲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则开始得较迟，并且从总体上看是相对缓慢的。 就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而言，早在20和30年代期间，从邻国日本就有相当大一批年轻日本学者来到德国，跟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学习哲学，并因此而将现象学引入到日本，使它有可能在西田几多郎这样的东方思想家那里引起共鸣（注：西田几多郎在1916年便已经开设关于胡塞尔《逻辑研究》的讲座。）。现象学成为日本西方思想研究界的主要关注点。相对于日本而言，当时中国在德国研究现象学的学者则较少。至今为人所知的只有三个人，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在德国接触过这现象学：沈有鼎，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熊伟，归国后先在南京大学、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萧师毅，他在1946年期间曾帮助海德格尔翻译过老子《道德经》中的部分章节（注：参阅：Paul Hsiao,"Wirtrafen uns auf dem Holzmarktplatz",in:G.Neske (Hrsg.),Erinnerugn an Martin Heidegger,Pfullingen 1977.），归国后执教于台湾辅仁大学。严格说来，这三位学者所接触的基本上是早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而对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思想，他们似乎没有提供任何文字介绍和论述。 虽然根据目前一些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在20年代至40年代，国内的一些思想家如张东荪就已开始零散地提及胡塞尔的一些基本思想；其间也有其他学者发表的少量对现象学较为系统的阐释。（注：例如可以参阅：张东荪：《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载于《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七号，1922年；《宇宙观与人生观》，载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七一八号，1928年；《一个雏形的哲学》，载于《新哲学论丛》，南京，1928年；杨人楩《现象学概论》，载于《民铎杂志》第十卷第一号；1929年；倪青原：《现代西洋哲学之趋势》（上、下），载于《学原》第一卷第三～四期，1947年；（以上资料部分基于黄见德的“现象学研究在我国述评”一文，《哲学动态》1998年第3期，第25～26页，注2～3；其他则由张祥龙先生信函提供。笔者对照原出处做了若干修正。）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杨人楩1929年的《现象学概论》与倪青原1947年的《现代西洋哲学之趋势》这两篇文字。前者用11页的篇幅介绍“傅赛尔”（胡塞尔）的现象学，其中包括：“一、序说；二、何谓现象学；三、现象学之创始者；四、现象学之概念；五、现象学之要点”，并且涉及“逻尔妈”(Noema)和“逻尔昔斯”(Noesis)等胡塞尔现象学特有概念；后者则用专门一节共7页的篇幅介绍“虎适尔”（胡塞尔）的“现象论学派”，其中涉及现象学的“还原法和构成法”、“还返物之本真”（即“面对实事本身”）等基本范畴，胡塞尔的《论道集》（即《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逻辑研究》、《经验与判断》等著作，并且阐释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基本特征。）但这些介绍所依据的很有可能 是日本的现象学研究，而非直接来源于德国本土的现象学阵营。（注：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较少，而学习西方哲学的则更少。有可能随胡塞尔本人学习过现象学的中国学者仅有一人见诸于文字：捷克的著名现象学家让.帕托什卡(Jan Pato cka)在回忆他于1933年与胡塞尔的初次会面时，曾见到胡塞尔家中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他们显然与芬克[E.Fink，现象学家、胡塞尔当时的助手——笔者早已有学术交往”，而且“芬克以后还谈到他们的精神特性”（注：参阅：帕托什卡，“Erinnerungen an Husserl”,in:W.Biemel(Hrsg.).Die Welt desMenschen,Die Weltder Philosophie.Festschriftfür Jan Patocka,DenHaag1976,S.IX）。可惜帕托什卡因事隔多年已经记不得他们的名字，因此这个中国人是谁还有待考证。如果他曾发表过有关胡塞尔现象学的文字，那么这个中国人从文章内容上看最有可能是杨人楩，他不仅谙熟胡塞尔现象学的内涵以及现象学运动的较为详细背景资料，而且显然通晓德语。但他的文章发表于1929年，要早于1933年。而从年代上看，这个人则较有可能是倪青原。因为倪青原在40年代发表的文字也提供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概论和对现象学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的介绍；他甚至还提到了当时未公开发表的胡塞尔对现象学运动之基本评价：“举世汶汶，实鲜知音”，以及如此等等。只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相对封闭状态，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两位作者会在没有去过德国本土的情况下写出这些文字。）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当时是否有人在德国本土研究过并在汉语领域译介过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他开创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与现象学运动在汉语领域中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关注。 此后直到60年代，现象学方面的中文著述才开始出版。但对现象学的研究首先是从对法国存在主义的介绍开始的。1963年，在北京出版了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部分中译。同一年，在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出版的《存在主义哲学》文集中收入了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部分中译以及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中译。仍然是在1963年，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的文章“胡塞尔哲学中通向先验还原的三条道路”由何愚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哲学译丛》第3期上。在这一期上还摘译了对荷兰哲学家卢依本(W.A.Luijpen)所著《生存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Pittsburgh 1960)一书的介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在台湾已经出版了李本贵良的专著《胡塞尔现象学》。一年后，在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中收入了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与萨特《存在与虚无》的节译。 然而，这些对萨特、海德格尔、胡塞尔著作的翻译介绍在大陆并未产生重要影响，因为随后在1966年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已不可能。诚然，北京的学者李幼蒸在此期间仍然还在北京图书馆中私下研究由卢汶胡塞尔文库主任梵布雷达(H.L.Van Breda)赠送的《胡塞尔全集》著作，并成为在文革以后首批介绍现象学的学者之一。 二 现象学在中国的较为广泛的传播是在1978年以后。首先是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由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撰写的现象学论文。罗克汀所著“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的论文可能是自1964年以后首次发表的关于现象学的文字，载于1980年《哲学研究》第3期。在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参考资料以及大学教科书中也载入了关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文字，例如在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北京，1980年）中，关于胡塞尔的一章由李幼蒸撰写，关于海德格尔与萨特的两章由熊伟撰写。在该书的续篇（北京，1983年）中也刊载了关于舍勒和梅洛.庞蒂的介绍，分别由王炳文和刘放桐撰写。此外，在夏基松、刘放桐各自主编的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大学教科书中也载有对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等人的介绍和批判。 而对现象学经典著作的中文翻译则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得以开始，例如由倪梁康翻译的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1986年），由陈宣良、杜小真等人翻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北京，1986年），由陈嘉映和王庆节翻译、熊伟校对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1987年）、由李伯杰翻译的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贵州，1989年）以及其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