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现代意义，总是和他在多大程度上提出、推进和解决他所生活的那个年时代的文化精神所面临的问题紧密相关。如果说，康德那一代德国人所面临的主要文化精神问题，是如何推进德国的启蒙运动，进一步确立科学理性精神，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主体性”的话，那么，在施莱尔马赫所生活的“后康德时代”，哲学家所面临的文化精神问题，更多的是对康德所确立的“范式”的反思。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人们心灵世界的领悟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施莱尔马赫从神学、哲学、伦理学、释义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美学等等方面，推进和建构了德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世界。可以说，在上述各个领域，均确立了其不朽的丰碑。 一、神学“现代性”的开拓者 “现代性”主要是标示西方现代“知识状态”的概念，它包含了西方现代的精神结构、话语方式、价值倾向、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等。神学的现代性，主要是指，能够为现代人提供精神信仰的那种神学形态和信仰体系。施莱尔马赫时代的德国，为人们提供信仰的，主要是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且两者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虔敬派强调上帝神性的崇高与伟大，人性的有限性和原罪，因而要通过信仰基督教而得救；理性派强调人的理性的万能，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因而强调通过社会的理性化来推动人类进步和世俗生活水平的提高。虔敬派说理性派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必定带来道德的堕落，生活的腐化，失去内在的灵性；理性派则指责虔敬派拒斥科学，愚昧无知，心灵病态。在虔敬主义神学襁褓中长大的施莱尔马赫，优于一般虔敬主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深入研究和领会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尤其是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从而能以科学精神为武器，对传统路德派的正统神学教条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而他优于一般理性主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对神性的虔敬，使他能对理性的盲目乐观主义和自大狂始终保持着警惕。因此，施莱尔马赫一直确信，在彻底由自然律统治的世界中，仍有人类必须崇敬的最后神秘之处；可以说，施莱尔马赫正是把康德的科学理性信念同虔敬派的神学信念有机结合起来，才超越了虔敬派和理性派神学，开创了“现代性”神学的典范。正如汉斯.昆所言：“在施莱尔马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现代人的神学家。”（注：汉斯.昆《基督教的大思想家》，1995年香港中文版，页170。） 这种“现代性”神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在宗教观上，不把宗教看成外在于人的仪式，而是从人的内在精神需要、从人的直接自我意识、直观、情感和灵性出发，把宗教真正发展成人的“心灵的宗教”；在信仰上，把情感和理智结合起来，既不把上帝看作外在于世界和人的万能的主宰，也不把上帝当作形上学的“实体”和种种知识论、道德论的僵死的“概念”。上帝是无限发展了的和完善的人性本身，是人的生命活生生的高级潜能，因而成为人本主义的人性理想。在教会观上，既反对教会与国家政权的合一而导致的专制与腐败，也反对取消教会的一切偏激行为。他把教会看作是所有虔敬的人自愿组成的自由团体，是在一起宣讲和倾听圣言、交流宗教体验、领悟上帝成人的生命之光的场所。因此“教会史的新时期在他这儿达到了神学上的成熟”。（注：汉斯.昆《基督教的大思想家》，页170，版本同前。）在研究方法上，他也自觉采用了启蒙时期理性主义的历史批评法，对圣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解神话”活动，不仅使圣经更易于为现代人理解和接受，而且，他的圣经解释学也发展成为现代神学、哲学和文学的普遍方法论；在文化效果上，他的神学思想使他的时代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的怀疑、批判和不信之后，又重新确立了宗教信仰，使人既能是“现代的”，又能是“宗教的”，从而也使他自己真正成为人们的精神导师和知音。因此，施莱尔马赫名符其实地成为“现代性”发轫之际的现代典范神学家，他的著作成为宗教哲学、信仰学、教义学和释义学的现代经典文本。 二、现代人文精神的推进者 “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西文里，都是一个不易界定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不想陷入概念史的详细考证之中，而只想从西方的原义，引出我们的基本用法。从词根来看，西文的“人文主义”(Humanism)直译过来，就是“人(Human)学主义”，“唯人论”，或者说是“以人为中心的学说”。西方的“人文主义”，实质上，并不是指一个统一的哲学学说、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指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经过启蒙运动（包括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种种“人文主义”哲学）、浪漫主义所形成的一种尊重人的价值、地位、注重人的修养，以人为出发点的思想倾向和信仰维度。因此，在这一传统的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思想家，他们对人文主义这一文化精神资源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同的。那么，施莱尔马赫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或者说，他在何种意义上推进了人文精神的养成呢？第一，他把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声势浩大的理性化、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中，施莱尔马赫之前的宗教神学，虽然也在不断地改革，以适应人文主义的价值演变，但是，路德派神学家主要还是生活于前哥白尼的心态中，基本上立足于中世纪的、天使与魔鬼对立的世界，对其它的信仰形式不能宽容；加尔文宗的宗教伦理，虽然对财富让了路，为世俗化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但是他那严格而阴郁的教规，也容忍不了自由的、批判的理性精神存在，只有在施莱尔马赫这里，人文主义和宗教信仰才真正结合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对上帝的信仰，不是来自神学的论据或基督教教条，而是来自人的自由意识，来自个人的人性意识，来自他所说的“个人内心中神的最高指示，邀请到时间领域之外去过不朽的生活，又不受时间严格规律的约束。”（注：转引自[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153。）因为在施莱尔马赫的基督教信仰中，耶稣基督，不是外在于人、外在于世界的神，它既有真实的人性，又有真实的神性；它是人的生命的一种高级的潜能，是一个无限扩展了的完善的人性理想。因此，在基督中，上帝意识是塑造整个人格的原则。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念，既是虔敬信仰的，又是理性批判的；既是超越的，又是在世俗此岸实现这种超越；既对上帝有绝对的依赖感，又是人性自由意识的最充分表露。这种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念，是西方精神界的一次灿烂的日出，把施莱尔马赫推上了“十九世纪西方的教父”的宝座。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唤醒了人们长期被世俗的物质功利所拖累的灵性，而且为人的精神重新确立了一个坚实的支柱，为塑造西方人的人格精神和教养找到了主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