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西方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就一再被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以科学为核心的整个西方现代性文化“合法性危机”的日益严峻化，这个问题遂再一次彰显重要性。 主体性问题始终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围绕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展开的各种论争无不与特定的主体论哲学背景密切关联。本文试图批判性地考察西方哲学中几种典型的哲学主体论及以它们为基点形成的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几种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作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基本见解。 原子主体论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西方近代理性启蒙运动的内在关联性是一个业已成为共识的基本历史事实。人们一般认为，理性启蒙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是将人们从传统的宗教神学以及被“神化”了的古代思想权威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发展提供了人文的背景性保证。在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看来，只有人们当从包括思想权威和习俗成见等在内的整个历史传统中彻底摆脱出来，并以纯然理性个体的身份自主独立地面对自然时，才有可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这里包含着两个基本的哲学见识，其一，人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原则上只是一个纯粹个体性的事件，而历史传统和社会习俗都只是负面的和歪曲的影响因素；其二，认知主体从本体论上讲都是“原子化”的理性个体。真理性认识要求认知主体必须克服传统和习俗以及人的情感和欲望等因素的影响，而人的理性本质则为此提供了本体论的保证。所谓真理性认识是指：第一，这种认识是纯客观的；第二，认识结果是永恒的和普遍的。客观性、永恒性和普遍性都以理性为前提，甚至就是理性的不同表述方式。真理就是理性化的认识，在近代哲学中，就是自然科学。神学传统和习俗成见都根源于人们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因而是与科学绝对对立的。 罗吉尔·培根的“四种障碍”说，弗兰西斯·培根的“四种假相”说，以及洛克的“四种错误尺度”说都是西方哲学中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早期表述。尽管他们都未明确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这些表述中，传统的权威和习成的观念都被看作是妨碍人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核心因素。“意识形态”在其创始人托拉西那里虽然作为一种“观念学”本无任何否定的意味，但自从拿破仑将意识形态统统贬斥为人们编造出的理论和幻想的诡辩之后，它就基本上成了与真理性认识相对立的“虚假意识”的同义词。 西方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尽管在知识的起源问题上观点不同，但都将认知主体看作是本质上独立的和理性的，都将科学认识与习俗观念对立起来。经验论者除了将认知主体看作是原则上可以置身于传统和习俗之外的自主个体之外，还将其内在地分割为理性、感性（觉）以及情感和欲望等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在希腊哲学中，感性内在地包含着情感和欲望。而近代经验论哲学为了确保认识的客观性，将纯感性（感觉）进一步与情感和欲望划分开来。感觉是人性中简单被动和接受的方面，感觉的纯粹性是全部认识之客观性的基础性保证。理性（思维）是人性中的能动的方面。理性的纯粹性保证了认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就产生了真理性知识。认知主体在笛卡儿那里被抽象为纯粹的“思想主体”，它既独立于社会习俗和传统，也独立于自然界，甚至独立于人的身体，因而是绝对自主的，是人类全部知识之唯一的“阿基米德点”。清除成见以获得绝对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普遍怀疑”，知识的出发地就是普遍怀疑的“剩余者”。经验论由于难以保证认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最终走向不可知论，理性论则为了保证知识的客观性而不得不求助于上帝，其结果是它们都走向了理性启蒙哲学之出发点的反面。 西方近代哲学将理性科学与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它并不反对形而上学，相反，理性主体与自然界的二元论形而上学正是它的核心。现代实证主义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不仅反对宗教神学，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如果考虑到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中，传统神学始终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则当孔德将神学与科学彼此对立时，也就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了。神学是“虚构”的，而科学则是“实证”的。孔德虽然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形而上学，但他并未在神学意识形态与抽象形而上学之间划等号，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渡阶段”。逻辑实证主义直接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从而也就将科学与其它所有“非科学”的文化形式（包括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不作区分地对立起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标准是“经验可证实性”，或者在一种弱化意义上的“经验可确证性”。所有非科学的语言和文化形式不仅不可能是真的，而且因此也是根本“无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明确论及意识形态的地方并不多见，但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他们实际上将意识形态与形而上学视为是“同质”的。在汉恩、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合写的“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这篇纲领性的宣言中，他们认为对形而上学“误入迷途”的理论说明除了心理学和逻辑学的途径外，还有社会学的途径，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探究途径（注：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页。）。另外，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直接将形而上学从属于神话也为我们的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注：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7页。） 逻辑经验论者固持其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立场，拒绝在哲学中思考主体性问题。但当他们将纯粹给予性的“中性经验”承诺为整个科学的基础时，就已经暗中设定了一个纯粹被动的个别化经验主体，这种主体就是罗素基于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所提出的那种“个体化的人”。实际上，与近代主体论哲学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逻辑经验论者所设定的主体仍然不仅是超越历史和社会的，而且是自我分裂的。经验语言与理论语言的截然划分，以及科学语言的逻辑本质，都不仅要求着一个纯粹接受性的感觉主体，而且要求着一个遵从严格逻辑规则的思维主体。感觉（经验）与思维（逻辑）的严格区分使得“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要素只有表面上的联系”。（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第166页。）近代主体论哲学在认识论上所遇到的困境在这里似乎丝毫都未减少。逻辑经验论者认为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逻辑错误是认为思维可以不通过任何经验材料从其自身获得知识，但就其坚持逻辑的“纯形式”本质而言，逻辑经验论哲学仍然是它所批判的那种形而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