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8-0059-0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认识论研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本文对我国当代认识论研究的历程作简要回顾和反思,并对其未来走向作一展望。 一 在1978年以前,我国当代认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一般性”甚至“抽象性”,它基本上是围绕着认识的可能性和认识的可靠性等问题思辨地展开的。这种研究模式主要讨论一般认识主体对一般认识客体的认识,但缺乏对于认识活动中的“主体—中介—客体”系统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并往往与存在论、评价论、决策论、价值论、历史观、实践论等相割裂。由于缺乏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和实践论思维方式,当时的认识论研究只能以抽象的物质观作为认识论研究的前提;由于对认识者所处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认识的前结构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批判性反思,由于割裂人的知情意活动,由于把人的认识对象及认识活动与人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由于把认识的评价、检验过程简单化,使得当时的认识论对于“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过程”及“认识评价”、“认识检验”的理解和解释都具有抽象性。这种认识论与存在论、历史观、辩证法、价值论、方法论等是相互脱节的。例如,“实践”、“真理”等似乎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而认识论则似乎可以脱离“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人、社会、历史来进行讨论,即便某些认识论研究也涉及此类内容,其主导思维方式也只是自然主义的,这些东西只是外在地“加入”认识论的,而不是从认识论探讨的根基处展示出来的。可以说,1978年以前我国认识论研究主要是对人的“认知”活动作了一定反思,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知识论”;而就它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并与存在论、历史观、价值论等相割裂来说,它其实是一种“抽象认识论”。从当代哲学语境来看,这种认识论研究仍然遵循着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它实际上仍然停留于前马克思认识论的水平。 我国当代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是以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契机和发端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既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解放的理论向导,也为确立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从哲学理论方面来看,实践标准讨论本身首先是从认识论角度提出问题的,它当然也大大地直接推进了我国的认识论研究。 从实践方面看,我国当代认识论研究的拓展首先是基于倡导者和研究者对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的深刻思考。当代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认识论的现实对象性前提和实践基础。当然,这种实践背景不是认识论研究所独有的,它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背景。不过,当代认识论特别是社会认识论、决策认识论等更突出强调从科学认识和合理决策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与“个性问题”。沿着从认识和自我认识的非科学化导致决策的不合理而引出大量的不合理实践这条思路去发掘和揭示当代实践造成大量反主体性效应的深层原因,意在通过对当代实践作出深刻的反思和强有力的批判、规范,促进哲学与实践的结合,促进哲学的当代化和实践的合理化。 在科学背景上,我国当代认识论研究的拓展深深植根于当代蓬勃发展的大科学。二十多年来,我国认识论研究呈现出由孤立到整体的特点。它由分门别类地、孤立地研究纯粹认识现象,转向对与认识现象有关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和内在心理、生理现象的相关研究和综合研究,使认识论真正植根于知识社会学、认知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自然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人文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等具体科学、横断科学、交叉科学的最新成果。如“认识发生论”研究运用发生学的方法和原则研究认识问题,不仅研究个体儿童的心理和认识能力的内在发生和发展,揭示成熟的主体认识能力的形成过程和历史依据,而且研究人类认识的原始系统发生和种系进化,对整个人类认识现象寻根究底,还考察现实认识活动的每次发生、个别发生,研究其必要性、必然性、合理性,揭示人类认识自我规范的科学化道路;“认识系统论”研究运用现代系统方法,在宏观层面上对认识活动中的各种要素(如主体、中介、客体)、影响认识结果的各种因素(如认知与非认知、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等)、各种形式的认识活动(如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个体自我认识等)、认识活动的各个层次(如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等)、认识活动的各个向度(历史认识、超前认识、现状追踪等)、认识活动的各种方法(观察、实验、逻辑方法等),在总体上和动态中进行综合性研究,把握认识现象的系统运行和系统功能。大量吸收引进最新科学成果,使当代认识论获得了丰富的、崭新的思想资源。 在哲学背景上,我国当代认识论研究的拓展是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对象、任务、特点和功能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重新审视,对当代哲学发展方向及其途径的总体思考与积极预测,以及各哲学分支的深度分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我国当代认识论与哲学中其他分支学科,如本体论或存在论(包括历史观)、辩证法、价值论、实践论、方法论等相互渗透和结合,既促进了当代认识论的深入发展,也有助于深化对其他哲学分支的理解和研究,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度分化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综合。在这种意义上,我国当代认识论的拓展,特别是社会认识论、历史认识论、认识系统运行论等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意味着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可能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它对于恢复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建构和完善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本质特征和基本线索的现代哲学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突破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