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当前居民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且还有可能低估，不平等程度超过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不仅形成了贫富分化，还伴随明显不太正常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群体特征；二是分配过程存在诸多不公，各种不平等竞争及腐败和非法因素严重干扰分配过程，既加剧了收入差距悬殊，也引发了公众的普遍不满。这些问题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相当突出。 1.严重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迟缓是近几年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尽管影响因素很多，但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收入差距过大。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致需求不足；二是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1）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并容易形成经济萎缩 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倾向下降并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这一点早已为理论和经验所证明。近几年来，中国的消费率一直维持在6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虽然影响因素很多，但收入差距过大无疑是最大原因之一。从近几年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看，随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有大幅度下降之势。 在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当期经济总量难以扩张，还很容易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因为需求不足，自然会形成“生产过剩”，进而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并伴随严重的失业、下岗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进一步遏制人们的消费能力，同时还会进一步降低人们的收入预期，使消费更为不足。不仅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也会大幅度下降。中国近几年所出现的“过剩经济”现象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恶性循环特点。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制约消费需求，也制约投资需求。在市场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高收入者自然缺乏投资信心。当然，中国目前投资需求的不足还与目前许多高收入者少数人的集中，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集中。 （2）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情况看，在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的情况下，产业发展必然自动围绕这部分人的需求。有限的资源及投资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与此同时，由于多数人收入低下、需求不足，满足多数人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重化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无法优化。不仅长期发展缺乏合理的产业结构基础，也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萎缩的恶性循环。在基础工业不发达的前提下，指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不现实的。有关问题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已经相当突出。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持续保持较大收入差距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也难以解决。农村、中西部地区因收入长期低下，缺乏市场潜力，无法对城市工业以及东部发达经济部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这种发展约束反过来也会严重限制城市及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对农村和落后地区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致使二元经济等问题长期存在。 2.加剧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整个国家经济刚刚起步，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背景下，收入差距全面扩大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消费差距悬殊，无疑会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形成更强烈刺激。如果竞争秩序大致公平，收入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贡献以及要素投入的大小，无疑会激励人们通过合理、合法方式勤劳致富，这也是分配制度改革所追求的目标。目前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少人的高收入并非是通过正当手段。虽然不正当收入的规模及涉及人数等难以准确估计，但示范效应却非常强烈。在公众舆论层面，普遍认为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种情绪加上人们对致富的强烈追求，会产生一个更为可怕的思维逻辑：通过合理合法手段很难致富。要发财，就要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方式。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必然有更多的人在发泄不满的同时，也被迫或主动采取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方式谋取个人财富。或利用市场规则的不健全实施各种投机欺诈，或通过权钱交易谋取“竞争优势”，或参与各种寻租，甚至直接参与对公共财富和某些个人财富的侵吞，致使本来就不太好的经济秩序越发无序和混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无法形成。 对经济秩序的进一步破坏有个人行为，也有部门、群众甚至地方政府行为。如不仅一些经济权力部门直接或间接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制造垄断等不公平竞争，众多公益性部门甚至政法机构的行为也开始商业化，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谋取部门及小群体利益。一些地方政府迫于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及发展地方经济的冲动，也时常违背国家总体发展思路和目标，采取各式各样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封锁市场、保护落后，有时甚至公然纵容不法经济活动。如此等等。较之与个人行为，这更为可怕。利用政府或部门权力，为谋取小群体利益而干预经济活动，不仅涉及面大，还很容易使不良经济秩序“制度化”、“公开化”。有关问题在近些年表现得也已相当突出。 3.威胁政治与社会稳定，影响改革顺利推进 收入悬殊且分配过程存在诸多不公，还会在多个方面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制约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 （1）降低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及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