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日前载文说，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是当前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关键所在，其中又以解决干部“能下”为难点和重点。只有在“能下”上来个突破，整个干部人事制度才能得以顺利推进。文章说，“能上”好比“入口”，“能下”好比“出口”，“出口”不疏通无异于堵死了“入口”。因此，既有“上”，就得有“下”；不解决“能下”的问题，就难以达到“能上”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能下”正是“能上”的前提和条件。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但某些同志往往有种错觉，似乎这里指的是老干部，并不包括新干部。其实，老干部要能上能下，到了离退休年龄就把位子让出来；新干部也要能上能下，提拔后不称职、不胜任的也不能占着领导岗位不下来。文章说，“能下”之所以难，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到年龄不会下，下去肯定是有错误”的思维定势。反映到干部人事制度上，除了离退休年龄的硬杠杠外，缺乏干部“下”的评判标准、政策依据和具体途径，什么情况下该下，往什么地方下，以什么形式下，没有科学的、配套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其结果是，“能上”固然不易，“能下”更有困难。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彻底改革用人机制，营造“能下”的社会环境，使之正常化和制度化。 【主持者言】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特别注意解决“能下”的问题，是现任中央组织部长曾庆红前不久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我们曾郑重地向读者予以推荐，并在附加的“主持者言”中指出，所谓“能下”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如何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提出要在“能下”上来个突破，其立意无疑是好的，其论述大部分也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文章对“终身制”的理解，恐怕与我们有些不同。在主持者看来，所谓干部的“终身制”，指的是“终身为官”，而不是指终身占据某一个具体的官位。上文作者拿“老干部”与“新干部”作比较，指出“老干部要能上能下，到了离退休年龄就把位子让出来；新干部也要能上能下，提拔后不称职、不胜任的也不能占着领导岗位不下来”，乍一看好象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不对了，作者这里显然是对“老干部”与“新干部”在解决“能下”问题上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标准：对前者来说，“能下”就是“到了离退休年龄就把位子让出来”；而对后者来说，“能下”却变成了“提拔后不称职、不胜任也不能占着领导岗位不下来”。换言之，老干部只要到年龄离退休就算是“能下”了，而新干部的“能下”则不是以年龄为限，而是以你是否称职、是否胜任作为判断标准。事实上，所谓“能下”，所谓解决干部的“终身制”问题，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能够让“终身为官”成为一种制度。或者更进一步地说，现代民主法治应该禁止所有的人“终身为官”，而不管你是否称职、是否胜任。这是为了防止权力长时间地掌握在一小部分人的手里，防止因此产生专制、产生腐败；同时也是为了让符合条件的后来者有机会从政（中国有十几亿人，未必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当此重任吧）。过去对于老干部的“能下”之所以要把“底线”划在“到年龄退休”上，是因为考虑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语）；现在对新干部当然就不能这样“宽容”了，但是否把“底线”仅仅上挪到“不称职、不胜任者不能占着领导岗位不下来”就算是解决了“能下”的问题，就算是革除了干部的“终身制”了呢？窃以为这样的“底线”划得还不够“高”，而应该将“能下”的“底线”设定在建立干部的有限任期制上。不称职、不胜任者当然不能再当官（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但即便是称职者、胜任者，也不能让他们“终身为官”，而应该明确规定他们的任职期限，到时候就得把“位子”腾出来，甚至应该让他们重新回到民间去当普通老百姓。这才是真正的“能下”，真正地革除了干部的“终身制”。当然，主持者承认，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之困难的。然而，假如我们不把“能下”的改革目标设定于此，这样的改革又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又有多少实际的份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