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曾经强调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反腐败“监督是关键”的正确论断。这些论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具体落实？建立具有刚性的党内监督制约机制。 当前，分析党内监督的现状，其监督形式、制度并不少，例如有党员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有各级代表大会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有机关党组织对机关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和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的监督，还有纪检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等。党内监督形式和监督制度不可谓不多，各级纪检机关的工作也不可谓不努力，然而，这些并未形成刚性的党内监督体制，导致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这就需要从深层次的权力制约机制入手，探索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一、要以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改革党内监督体制。 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在讲话中总结了党和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高度，对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系统分析之后，提出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精辟论断。这个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邃的理论内容，应当成为我们探讨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所谓“权力过分集中”，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第331页。）邓小平同志这段论述深刻的揭示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含义和实质，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横向关系上，行政、经济、文化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二是在纵向关系上，基层和下级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三是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领导机关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者即一把手里，从而形成了“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在“权力过分集中”的表现形式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尤为严重，其实质就是个人与组织不分，个人集中了组织之权，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致使党的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领导。 到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又再次强调“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同时也采取过一些重大举措，试图从权力制约机制上解决问题，例如提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的十三大还作出了在党的建设上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正确决定，同时确定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未曾预料到的重大变化，而导致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步骤放缓，使党内长期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权力过分集中”所带来的严重弊端是：“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犯各种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第331页。）；“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第331页。）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有些人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泥坑。腐败分子的堕落固然有其个人品质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为腐败和滥用权力提供了“自由空间”，诱发有权者以权谋私的冲动。特别严重的是，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已被群众发现或举报，但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惩处和纠正，直到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才能受到追究和制止。因此，我们应依据邓小平同志有关论述，通过完善党内权力制约机制，改革党内监督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尤其是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 二、明确划分党内“三权”，建立党内分权制约监督机制。 在我们党内，不管承认不承认，但客观上存在着各种权力，其中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是最为主要的，即所谓党内“三权”。多年以来，各级党委常委会一经产生，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实际上代行党代表大会和全委会的全部权力，既行使党内决策权，又行使执行权，加上对纪委的领导，实际上又行使党内监督权。常委会集“三权”于一身，是“三权合一”。权力如此高度集中，就容易导致权力结构失衡，进而使党内监督显得弱化、虚化。对此，我们应遵循邓小平关于“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思想，明确划分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并使之相互制约，以构建党内分权制约机制。 为此，建立党内监督体制应当确立两个原则：(1)党的最高决策权和最高监督权属于中央委员会，而日常最高监督权属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最高执行权属于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属于中央委员会。(2)党的地方各级决策权属于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属于地方各级党的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执行权属于地方各级党的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监督权属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属于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需要说明的是，划分党内权力，在中央和地方应有所不同，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中央要强调集权，中央委员会同时拥有最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地方党委只有执行权和部份决策权，而党代会才有主要的决策权，而应把监督权交给纪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