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当前的改革任务 概括的说，改革是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取向是市场经济。传统经济体制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外生变量内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安排的统一体，包括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从改进微观经营机制入手，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微观效率改进产生了大量新增的经济资源，这些资源和外资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形式被配置到传统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被压抑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并且在国有部门的边际上形成市场机制。 一个普遍观点是认为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市场机制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增量部分即“双轨制”的市场一轨。但存量部分的作用也相当重要。张军的分析表明，由于政府执行强制性的配额约束，体制内经济没有迅速萎缩，体制外经济没有机会靠国有部门“供给流失”和“挖国有部门的墙角”来发展，从而避免了国民经济出现“J型”或“L型”增长。其次，在“双轨制”过渡期间，国有经济维持了“国家职工”的就业和福利水平，避免了公开失业、国有部门的利益受损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冲突，改革因此才具有“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第三，在几次恶性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稳定政策也是通过国有部门有效发挥作用。第四，在严格的配额约束下，体制外经济只能通过市场获得计划外的产品和要素，较高的成本约束培养出具有较高效率的非国有经济。这一阶段国有企业起着支撑改革顺利的作用。 随着改革的发展，传统体制下受压抑的比较优势潜能已基本得到发挥，经济增幅开始呈下降趋势，结构上和体制上的问题“浮出海面”。首先是国有企业和金融领域的问题。由于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竞争日益激烈，国企内部产权结构导致效率低下，技术陈旧设备，社会历史负担过重，国企出的亏损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在国民储蓄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已经无力支持国有企业（1996年已降到1.7 %的“可以忽略的地步”）。对国企的金融支持于是由财政转向国有银行，国企的亏损又使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坏帐和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支撑改革的作用已经减弱，负面影响日趋突出。另一方面，国有部门利益集团不愿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政府面临很大的改革阻力和政治成本，没有足够的改革激励。改革基本上没有实质性进展。但长期维持这种局面同样后果严重，如果国企长期亏损运转，银行风险不能化解，而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又因国有垄断和歧视性待遇无法进一步发展，经济必然走向衰退并可能出现社会混乱。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体制内存量改革，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与此相伴的就是市场的制度真正确立与完善。这些改革都是结构上和体制上的，深层次的，阻力也将更大。我们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有力的推动这一阶段改革。下文对此进行分析。 二、国企改革和入世 从理论上讲，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是产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的目的是打破国有股权在企业资本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使真正的资本家／企业家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和经理，掌握公司的剩余控制权，由他们构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不仅要求政府有足够的激励，还要求存在有能力从国家手中购买国企主导股权，接管企业剩余控制权并能构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资本家／企业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助于这两个条件的形成。 首先，入世可以减小改革的阻力和政府的政治成本。在改革和制度变迁中政府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经济目标，它遵循效率优先原则；二是政治目标，受政治、军事、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约束。在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通常支配着经济目标，只有当政治成本小于政治收益时，政府才有改革和制度变迁的激励。因此，为使政府决心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革，就必须降低政府的政治成本。对此，入世可以从两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方面，入世实际上构成政府对国有企业利益集团的一个可置信承诺。我们用一个简单的静态博弈矩阵来说明。 国外经济力量 进入不进入 退 利 出┌───────┬───────┐ 益│ (40,100)│(30,0)│ 集 不├───────┼───────┤ 团 退│ (0,80) │(50,0)│ 出└───────┴───────┘ 假设国外经济力量不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收益为0， 这时国企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若选择主动退出，收益为30，选择不退出的收益为50，这时利益集团有不愿退出的倾向，这一假设即当前的情况。当国外经济力量选择进入时，若利益集团选择主动退出，外资通过参与国企产权交易迅速打入中国市场可获得100的收益，而国企也因退出获得40的收益； 若国企选择不退出，外资则需经过一番竞争才立足，这时它获得较少的收益80，而国企因在竞争中被淘汰仅获得0收益， 依据目前国企和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对比，这样假设也是合理的。政府签订入世协议意味着外资和外国商品将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由于这一协议有法律效力，因此它是可置信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将是同意退出，进行改革。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对改革态度的改变了，改革的阻力降低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也就下降了。另一个方面，大量外资在中国投资可以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入世刺激的出口增长，对经济产生拉动作用，也会增加就业，这样国企改革分流出来的一部分就业压力得到了吸收，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政府的政治成本。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中美入世协议说：不能就进一步深化改革达成一致，中国领导人拾起了一根来自于外部的手杖——WTO， 这正言中了政府想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消除对深化改革的意见分歧、分化改革阻力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