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是运动。运动永无休止，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无论政府有动作还是无动作，结构调整都随时在进行。运动没有静止的参照系，不作任何结构调整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仍在调整，最明确不过地反映在进出口结构上。运动有规律，政府可以能动地改变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速度，依是否遵循规律，获得结构良性化或恶性化的不同调整结果。 一、工业化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脉络是全球化和高技术化 1.全球化反映的是数量的扩张。生产要素大规模跨国流动，产业资本大规模跨国投资，强势企业大规模跨国联合，等等。高技术化反映的是质量的飞跃，其中既有新兴产业及企业的崛起，也有传统产业及企业的高技术改造。似可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调整，无论形式如何，实质都是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强化经济。 2.美国在结构调整中一路领先。就全球化而言，欧洲与美国旗鼓相当，日本则强于出而弱于进。就高技术化而言，欧、日与美国均有较大差距，其主因似为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高技术化的重要条件，是知识资本化、创新个体化，对此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最具适应性。欧、日正在急起直追，但是人文环境的变化不是短期能够奏效的。 3.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持续的、自发的演讲过程，依靠全社会推动、市场化进行；政府、国会对社会现象和市场发展有相当的敏感，能够适时提供制度保证。硅谷不是出自政府的战略规划，而是发育到一定程度的一系列社会和市场因素（教育、文化、资本、技术、人才、产业组织、商业环境等等）在某一区域的有机整合。硅谷的出现是偶然的，高技术企业群体首先在美国兴起则是必然的。 4.欧洲、日本的高技术产业尚未形成得以自发演进的机制，因此近几年各国政府都在以美国为借鉴，加强有关制度建设，鼓励风险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资本有退有进，以退补进，如法国若斯潘政府以出让国有电信股权的收益创立风险投资基金。 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脉络是补牢和融入 1.先进国家也曾多次补牢，后进国家补牢在所难免。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是本国工商资本的长期积累可以被国际金融资本在短期内一扫而空。这也就是说不补牢无以融入全球化和高技术化，补牢是融入的前提。因此，四小龙（以及较弱程度上的其他东盟国家）结构调整的一个共同重点是强化金融。强化金融并非强化政府直接干预，基于经济安全而采取的短期措施旨在为长期的改革开放赢得缓冲时间。因此，马来西亚重开外汇市场，香港把危机期间政府托市的“官股”还富于民。此外，补牢还需因地制宜，如韩国的结构调整就包括鼓励中小企业、压制财阀等企业结构方面的特定内容。 2.四小龙对于必须融入全球化与高技术化不存任何疑义。它们结构调整的另两个共同重点，一是通过集成政策，推动高技术企业的生成与发展；二是提高开放程度，更积极地鼓励国际资本进入，韩国为此甘冒（由于人文背景）政治风险。 三、转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在于制度建设 “休克疗法”的倡导者和实行者都已经认识到，在没有最基本的法规和制度的情况下听任市场去自发调整经济结构，其后果是只有“休克”没有“疗法”。这就是“后华盛顿共识”。对于大部分前苏联和东欧转轨国家来说，现在似还谈不上主动、有效、良性的结构调整，主要原因仍在于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1.小国有小国的考虑。它们对待结构调整的基本态度，似可归纳为彻底接受以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动定位。从过去接受“大家庭”分工到现在接受西方分工，反正都是分工，观念转变并不难，难在经济体制改革。即使是被动定位也需要有大量的制度建设，所以只有少数国家初步明确了分工，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还不知所从。 2.大国有大国的意识。俄罗斯正在反省能不能接受全球化的被动定位，并以经济总量下降一半为代价，认识到不能听凭经济结构自发调整而没有国家意志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极度混乱的市场秩序和极度严重的腐败说明，没有坚强、连贯的政治领导，制度建设无从谈起。从高技术化来看，前苏联曾经具备最强有力的技术生成机制（科学技术人员占世界1／4，新技术发明占世界1／3），但由于体制原因，技术成果除大量用于军事装备工业外，并未形成高技术产业。10年转轨的结果，高技术产业仍未形成，技术生成机制却已衰弱。 3.同为转轨国家，中亚与东欧有穷富之分。穷国必然面临更多的结构性问题。全球化和高技术化是后工业化社会的结构表征，因此也是工业化国家结构调整主导的、甚至唯一的方向。对于中亚的农牧业国家来说，如何像东欧一样转化为工业化国家，才是更迫切、更实际的目标选择（当然这一转化过程必然要借助全球化和高技术化来实现）。农牧业社会要向工业化社会演进，不能不完成工业化国家早已完成的各项结构调整任务（尽管后发优势有可能使时间缩短）：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一二三产结构、产业结构、规模结构、等等。对于穷国而言，所有这些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在多长时间内实现，不仅仅取决于能否建立起有助于结构自发调整的体制和机制（改革），而且取决于国力的持续提高（发展）。在同样的体制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互为因果、互动互进，它们从不同层面反映生产力的变化；体制改革则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它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同时起到促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