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以前的西部开发 对于中国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新生的中央政府是十分关注的。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就强调要把建设的重点区域放在内地，在1950年8月的中财委会议上就提出， 要“改变工业生产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倾向”，并明确指出要加强西北、西南地区的铁路建设。1952年8 月中财委拟定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轮廓的方针》强调了“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建8个重工业区， 其中就包括以电器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西安，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成都。在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国家都注意在西部建设一批大型的原材料和重加工基地。“一五”时期国家有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西部省份占1／5，其中陕西占24项， 居全国首位；国内建设的1000万元以上的限额项目，西部也占1／5。项目的设置主要集中于军工、煤炭、石油、电力、能源、有色金属、化工和机械制造上。在“一五”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西部地区占18.2%，“二五”承继了“一五”的建设思路，尽管有全国大炼钢铁、工业生产遍地开花的不良影响，全国新设立的工业基地数以万计，无明确的重点建设区域，但还是重视了西部地区的投资，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20%以上，并在西部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钢铁企业，在各个省会城市，都建设了一批大中型企业。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国家不得已在1963年—1965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但在调整期间，其他省份的建设规模压缩较大，西部因而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又上升至24%。总体上说，在建国后到1965年的十五六年时间里，国家是充分重视了西部的发展的，而且这些建设项目在西部后来的发展中也是充分发挥了作用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投资项目中，相对地偏重于重工业类的项目，轻工业项目较少，西部地区的粮食、棉花、肉类、奶、水果的农副产品需要加工转化，城市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加工制成品又有需求，由于此类工业项目布局偏少，所以在促进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和满足城乡居民需要上都留下较大的供给缺口。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制度的实行和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也灭绝了非国有制存在的体制和思想基础，使得企业和居民的供求矛盾不能正常地加以释放，并因国家计划执行中自上而下的直接投资，进一步加重了西部地区中央投资的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与当地技术简单而落后的农业、手工业间的结构差距。 其后，中国强化了三线地区的建设。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应忽视沿海的作用，要把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协调起来，但他同时又指出，应该把90%或者更多的项目放在内地。但是，由于与苏美两个大国的关系都处于僵化状态，当时的军事部门提出，如何在经济建设中如何防止外地敌入侵的问题，而当时的工业又过于集中，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而这些大城市和25个50万人口—100 万人口的城市大都位于沿海地区。1964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时提出要搞三线建设，同年8月份，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又指出， 现在的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区域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线要抓紧建好。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如果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我们就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工业基地，有更宽广的回旋余地，做到各自为战，坚不可摧，消灭敌人，取得胜利”。 全国的三线地区在建设范围上主要包括西部的四川、贵州两省和云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加上豫西、鄂西、湘西、晋南等区域，项目建设以进山、分散、钻洞为特色，1965年和“三五”时期共投入资金56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8.5%， “四五”和“五五”时期共投入资金1500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6.4%。投资区域偏重于西南，其中四川一省占全国投资的1／10。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军工、机械、电子、化工、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部门。尽管有人说，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于改变当地的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据有人估算，当时同样投入1亿元， 在沿海地区可以实现产值增额9730万元，在内地可以实现4140万元，而在三线地区仅可实现2560万元。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的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西部发展 西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重视，而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得到削弱。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计算效益的。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忽略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沿海地区良好的区位和优越的地貌条件，发达的交通和工业基础没有发挥作用。在中国完成拨乱反正以后打开国门时，中国的领袖们发现自己与世界的距离没有缩小反而拉大的状况下，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就成为决策者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在追求尽可能快的增长速度的冲动下，国家把经济发展的区域重点放在沿海地区是合乎情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