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0年进退艰难崎岖路 我国的政治体制，大体上说，是胚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初建于新中国的诞生之际，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为适应产品经济体制模式而发展起来的。这样形成的政治体制，不能不是一种党政不分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由于战时体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在建国后的30年间走过了艰难崎岖的道路。 建国初期，为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对历史地形成的这种体制进行过一些调整和重组，其中包括力图纠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个人高度集权的“一元化”倾向。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一个批示规定：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由政府决定、颁布实施，不再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向人民发布行政性的决定、决议或通知。1950年4月， 周恩来指出：“由于过去长期战争条件，使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尤其在军队更是这样。现在进入和平时期，又建立了全国政权，就应当改变这种习惯。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集》第174—175页）1956年党的“八大”对此也作了规定。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今天党在国家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的机关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所应有的界限。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一元化”的领导体制，甚至还不断加以强化。如：在党内成立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强化党对政府的直接干涉，扩大党对司法直接干涉的幅度，“人治”不断强化，等等。从50年代后期起，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加强党的领导，越来越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或者说，实现“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在“大权独揽”、“书记挂帅”甚至“党委书记要做秦始皇”的口号下，党委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 在10年内乱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集中体现在体制上就是，党政企事群、工农商学兵等组织系统及其领导机关几乎全部被搞垮或陷入瘫痪状态，被“最高指示指引下”蜂涌而起的群众组织或造反派组织所取代。长时间，由一个居于一人之下、全党全军全国全民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指挥、号令一切，主宰一切。从1967年初开始，随着所谓“一月风暴”的掀起，在全国从上到下层层“夺权”，纷纷建立了所谓“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企事群各种组织机构。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省、港澳地区外），除最高层有“中央文革”这个超级权力机构之外，省部级及其以下各地区各部门的“革命委员会”把原有各种不同组织的职能集于其一身，从而具有了领导和管理党政财文的全权和全能。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奇特的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在党的“九大”以后，随着整党建党和各级党组织的普遍重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又逐渐过渡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71年，“两报一刊”在纪念建党50周年的专文中强调：“各级党委都要建立和健全党委制，加强一元化领导，防止分散主义，防止多中心即无中心”。及至1973年党的“十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党章中得到了明确规定。“十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此解释说：“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 尽管如此强调党领导一切，高于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但由于在个人迷信笼罩下，各种组织机构职能和权限混乱，而使得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畸形状态。在此情况下，党的领导实际上难以实现。无论是在党政军民学方面，还是在工农商等方面，都处于派性泛滥，无政府主义盛行，普遍呈现出“软、懒、散”的状态。针对此，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提出全面整顿，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终因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实现。这就为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改革留下了艰难的任务。 二、20年改革的进程和面临的问题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起步的。概括地说，2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 在最初阶段，主要是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单项的探索性改革，同时也在思考和构想总体思路。1980年8月，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讲话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发至全党，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讲话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根源、实质和改革路向。改革的锋芒所向，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这就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