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交通发展状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持续高速的发展时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了城市、区域乃至全国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增长,社会经济活动的增长带动和促进了交通需求增长。交通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互为结果、互为条件。 1、交通需求总量增长迅速 城市化发展,加速了人口向城市及城镇集聚。到目前,城市数量、聚集人口以及单个城市的规模与人口增长发展迅猛。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万人的大城市数量,由1980年的45个增加到1994年的73个,1994年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人的32个城市,市区人口数量由1984年的5518.32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6820.5万人,增加了1302.19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30.62万人。南京市的市区人口从1985年的224万人,增长到1996年的269万人,平均增长4.1万人,平均增长率1.7%。1996年主城人口密度为8000人/平方公里。根据日本东京、大阪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市区人口密度极限值在1.3至1.4万/平方公里。由此推算,随着城市改造及建成区用地外延,城市人口将进一步攀升。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增强,往往使城市交通以2~3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增长。 2、城市交通结构产生质变 城市交通结构包括城市交通时间结构、空间结构与方式结构。 时间结构:居民出行在一日24小时内的频度分布,代表了城市交通的时间结构,它与城市居民生活作息时间、居民出行空间距离密切相关。1997年与1986年居民出行调查显示,由于作息周期未有重大改变,一日高峰个数没有变化。但是,城市空间范围的拓展,出行距离与耗时加长,高峰时间内出行频度发生了变化。 空间结构:城市交通空间结构,指的是城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主要指标是出行空距或时距和空间交换的频度。 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征是土地利用分区功能更加明确,原本混杂的旧城区通过土地置换或调整,强化了商贸、办公、金融活动功能,污染工业迁移到都市圈的外围城镇。旧城区土地利用功能明确和新城区的开发建设,促进了旧区的社会经济活动,增加了交通需求,尤其是城市交通的弹性需求,与此同时,新区居住用地增加,外迁人口增多,新区与旧区之间的出行增加,明显的特征是潮汐式交通,早晚高峰双向交通差异较大。 1997年与1986年的调查表明,南京主城各目的的出行时耗普遍增加,这与城市空间迅速拓展与土地利用功能明确密不可分(表1)。
南京主城约243km[2],分区规划中以功能区范围分为五大片区。中片为老城区,西片为新市区,南片、东片、北片在原有基础上的开发拓展。老城区功能定位的转换,使得中心片区人口迅速向西片、南片、东片、北片区转移,其结果是向心交通特征明显,尤其是早晚高峰时间,穿越中心区界限进出中心片区的交通双向差异较大。
方式结构:制约城市交通方式结构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城市土地利用布局与规模、城市交通网络的服务水平、家庭及个人交通工具拥有、居民出行特征要素等。 城市布局与规模决定了出行的空间距离。南京目前工作出行平均距离3.24km,就学出行平均距离1.797km,弹性出行平均距离在1.6~3.27km。 职工年平均工资与私人交通工具售价的比值,与私人交通工具拥有水平关系十分密切。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131元上升到8013元,增长近八倍,各类私人拥有的交通工具分别为:自行车从1986年的97.87万辆上升到1997年的137万辆;助力车从无到有,现状拥有量为6.4万辆;摩托车4.6万辆。 城市居民出行平均距离、私人交通工具拥有、城市公交服务水平等决定了城市目前的交通方式结构为以私人交通工具为主的局面,公交发展及吸引率均有所下降。
二、现行政策下的交通发展趋势及后果 1、人口与就业发展趋势 90年代以来,全国众多城市相继完成了发展至2010年的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在于(1)明确城市的发展性质与规模,(2)明确城市的土地利用布局规划及相应的专项规划。在总体规划中,一个明显的土地利用布局特征是强化土地利用功能分离,纯化土地利用性质。一个有限的城市区域其人口的发展定然会有极限,而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则相对漫长,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导致城市区域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缓慢发展、达到极限的发展过程。城市区域的人口极限发展,又导致了城市周边地区城市化区域的发展,城市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与交通空间拓展,加速了人口、就业岗位向外围城市化地区迁移,人口与就业密度都将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