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在关于拉动需求的讨论中，有些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大规模推进固定资产更新”、“用财政贴息方式启动技改投资”一类的建设。但是，第一线的实践者——企业和银行，并未积极响应；对于他们来说，靠加大负债来实施技改，靠倾斜贷款来推动技改，教训已经足够多了。 “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这句话一方面含有戏谑、夸张的成分，另一方面却是许多企业惨痛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它所揭示的财务原理是：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已经身陷巨大的财务风险，不增加权益资本而继续负债投资（不管是技改、改扩张还是新建），风险就将变为危机。 一、东亚金融危机的启示之一，是企业负债确实有警戒线 国际上对于资产负债率有着约定俗成的衡量标准，一般认为低于50%是稳健的，达到70%则蕴含着较大的风险。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在高负债率下经营，过去有些人认为这并不可怕，理由是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也在高负债运行。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一论点明显站不住脚了。 1996年底，韩国全部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6%，其中最大的30家财阀为79.5%，导致了一年后纷纷破产；日本制造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67.4%（1995年底），后果是利润低微，银行惜贷，设备投资下降，经济长期不景气；台湾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46.1%（1995年底），比欧美一般水平更低，因此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仍能维持适度增长。 看来，企业负债确实有警戒线。保持高负债运行的前提条件是规模不断扩张，扩张一旦受阻，轻者出现支付危机，重者崩溃。这道理和老鼠会、金字塔式的集资游戏是类似的。 二、国有工业企业（与国际接轨的）资产负债率过高 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合计54063.9亿元，负债合计35648.3亿元，由此可计算出资产负债率为66%。但是这个数字包含了太多的中国特色，要和国外状况对比，还需作一些调整。 首先，按原价计算，全部固定资产36308.6亿元中，生产经营用的为28683.9亿元，也就是说非经营性固定资产（从幼儿园到火葬场）占21%。注意到在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中固定资产占一半略多，扣除掉非经营性固定资产之后，资产负债率为74%，提升8个百分点。 其次，国有企业的一些应收账款明知已成坏账。为了账面好看，却长期不予冲销，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资产总额还应再打折扣。 另一方面，一些隐性负债却没有记入平衡表，明显的就是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就是说，负债总额倒是大打了折扣的。 后两项内容的统计和计量都比较困难，无法准确测算它们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是多少个百分点。粗略估计，计入这两个因素之后，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比金融危机前的韩国制造业只高不低，至少是接近80%。 三、国有工业企业的清偿能力已到极限 如果说对于国有工业企业的真实资产负债率还存有争议的话，那么对于它们的债务清偿能力已不必有任何怀疑：从总体上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利息备付率是国际上判断清偿能力的重要指标，它是指缴所得税和支付利息前的利润总额与利息的比值；债权方一般要求借款人的利息备付率应保持为4:1，如果低于2:1，说明付息能力有问题。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息支出1097.1亿元，利润总额101.1亿元，由此可知利息备付率仅为1.09，已经无可再低。 实际上，由于综合折旧率已从1994年的7.2%降下来了约3个百分点（见前文《税负增加，利润减少，折旧率下降》），这意味着企业少提折旧约1100亿元左右，所以目前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仍为正数完全是假象。换句话说，真实的利息付率早就小于1，总体上的债务清偿危机已经支付利息。至于本金的偿还，只能拖一天是一天了。 四、要扩大技改投资，就必须扩充权益资本 国有工业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肯定稍逊于日本、韩国的民营企业，而实际的资产负债率却高于日、韩两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长期勉力维持，实属不易。但是要想大规模地推进技改投资，从整体上看，首先必须大力扩充企业的权益资本，使其增资减债，否则不可能实现合理融资。 过去的投资管理中，允许企业“自有资金占30%”就可以上项目，这其实是诱导负债率高的企业往绝路上走。设想某企业有3亿元资产，资产负债率80%，要投资一个2亿元的项目；“自有资金占30%”，无非是要求企业能拿出0.6亿元的现金来投资，这一点企业未必办不到；但是在没有新增权益资本的情况下，企业实际上至少净增1.4亿元负债，项目建成后其资产负债率上升为 （2.4亿+1.4亿）／（3亿+1.4亿）＝86.4% 所以，离开企业的财务状况去奢谈技改的重要性是毫无意义的，更不能离开企业的负债情况去谈论“自有资金”。当务之急是解决企业权益资本比例过低的问题。 五、应该象对待外资企业那样，重视国有企业的财务稳定性 不仅大量老企业面临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险境，许多新建、在建项目（企业），也同样存在权益资本严重不足的现象。竣工投产之日就是发生债务危机之时，正是这些项目（企业）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