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1913年生，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科院秘书长。1979年起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现任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会长。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比通货紧缩更难的是制度层面的改革 内需早晚总会启动起来的。居民乐于储蓄，银行也有惜贷倾向，这表示它们正走向市场、离开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为模式。一旦有了新的条件足以引起预期的变化，行为也将随之变化。我感觉困难的是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农民又占大多数，要过两个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民主关，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用民主制度团结群众，这两个制度搞好，天下大定。 治理通货紧缩显得很困难。通货紧缩是货币现象，但内需不足是不是单纯来自货币紧缩？看来不一定，如果只是个货币现象，那么发了货币就应该能解决。可是发了货币还解决不了，就证明还有其他的问题。 在基层，微观主体总是有什么东西束缚着，使它不能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以适应新的情况，一定有制度层面的问题。所以，我看这是个综合症，“紧缩综合症”。解决问题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上货币政策。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单纯哪一个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即使这两方面配合起来，也不要希望半年一年就见效，我们宁可估计得长一点，一年不行，就两年，甚至三年。 结果无非就是增长的指标不那么高了，原来每年都是10%甚至更多，现在变成6%、7%、8%。其实基数已经很大了，6%、7%、8%也不错，可以接受，不要认为这就下挫得厉害。 这是不是消极了一点？如果说是消极了一点，我看也有好处，实践中提供的各种变数，作为一种信息，有助于我们探索中国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我们过去多次经历通货膨胀，还没有经过通货紧缩，经过这么一次通货紧缩，就可以长一次知识。 中国就是这么个国家，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的变化我们都得接受，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方面，人类创造历史，另一方面，人类的行为又受历史的制约。你想搞得多么高、搞得多么快，又高又快，以牺牲又好又省为代价，最后还得再走回来。我们不是曾经把私有制都消灭了吗？最后还得再请回来。私有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不是任何人创造的，也不是靠任何人就可以随意消灭的。它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有存在的必要，它退出历史舞台一定要有条件，没有那个条件它不会退，退了还要回来。所以，要把这些问题看开一点，不必钻到里边出不来，自找苦吃。 我们对历史进程应持一种平常心，无论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好一点还是差一点，只要我们认真研究、接受教训，这就好。所有制不搞清一色，而是搞“混一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它初级阶段上是个什么样式已经有了个谱，这就是大进步。对待发展和增长这类问题也应如此。 我想，内需早晚总会启动起来的。居民乐于储蓄，银行也有惜贷倾向，这表示它们正走向市场、离开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为模式。一旦有了新的条件足以引起预期的变化，行为也将随之变化。如何促成这种变化，正是我们应研究解决的问题。因此，我感觉困难的是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农民又占大多数，要过两个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民主关，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用民主制度团结群众，这两个制度搞好，天下大定。 经济上还要找到一个自己创造供给、自己提高需求的路子。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全靠外向型经济，不可能靠外国的需求拉动生产，也不可能靠外国的资源供给，光讲能源和粮食，就供不起；也不能一点不靠，有进有出，利用两个市场平衡供求还是必要的，不能回到锁国主义。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主要的，要把人口、资源、环境、发展问题都解决好。从中长期看，会遇到更多、更难、更复杂的问题。研究宏观政策问题不能不联系中长期改革问题，如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制秩序确立问题。 关于加速改革：体制转换和过渡的时间太长了 现在对经济体制改革似乎缺乏紧迫感。既有垄断部分、又有竞争部分，双轨制延续的时间太长，带来问题，第一是扭曲经济生活、扭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第二是制造寻租、腐败；第三是使资源流动非常困难，生产要素不流动，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就长期停留在一个低水平。最后，我们制造的许多扭曲现象变成原因，原因又产生结果，结果又变成原因，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几年我感觉我们保留计划经济和市场体制的双轨制时间太长了，体制转换和过渡的时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20年了。我们启动改革的最初阶段采取双轨制，先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把农民这个大头吃饭问题稳定住，及时转向解决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那时候虽然有许多想法，但是干起来先是选择了企业经营承包制。由于缺乏全国性市场竞争背景，出现激励不相容，光搞内部承包，没有市场评价的东西，就把它放下了，又把注意力转向启动非国有企业。 人们说这是增量改革，其实存量也在改，企业有了自产自销部分，解决非国有企业供给问题，这个变化不可忽视。非国有企业里最核心是的两块，一块是乡镇企业，一块是三资企业；后来又有了个体经济、私有经济。这一块慢慢长起来，长到占GDP40%至50%的程度，成了气候了，我们的经济才有一个快速的增长。这个增长是过去积压的生产力的后发释放，有超常规的性质。一般来说，那么快的速度，没有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