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07 （2000）02—0068—07 20世纪60年代是人文地理学的多元化发展时期，这些变化基本上改变了人文地理学（尤其是区域地理）的研究性质，使人文地理由战前孤独的内部自行演化，转变为战后与其它社会科学互动，并与之逐渐接轨，由此丰富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激进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等学派相继发展，其中人文主义（或称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已经在西方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英国的著名地理学家约翰斯顿（R.J.Johnston），从哲学角度曾将80年代的西方地理思想流派归结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国际地理学界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在中国地理学界，人文地理学无论在流派，还是在理论上均较为单调和贫乏，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视和研究程度很不够[1～4]。本文就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作较为全面的介绍，以期引起重视。 1 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 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兴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迅速而激烈的社会变化，如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加剧，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另外，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加深了人的物化，人越来越成为机械的附庸，再加上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这些均任意践踏着人类的理性、尊严。在这种形势下，人文主义思潮，譬如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十分流行，并且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引起社会各阶层强烈反响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运动。二战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这种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和有关地理学思想结合，诞生了人文主义地理学[1，5]。从整个地理学的发展角度看，50年代伴随计量地理革命，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60年代末一些地理学家对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和模型日益不满。以后诞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方法也不尽人意，表现在：（1 ）空间分析学派降低了人的显著作用，不能对人类问题作出合理地解释，其研究具有很强的机械性。正如伯顿（Burton）所说，“实证主义分析将我们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拉得越来越近，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一个没有人的地理学，在知识上不完善的，在理论上也是极为盲目”[14]；（2 ）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所追求的普遍性、客观性的空间规律过于抽象。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科学推断，不符合实际或仅涉及到事物的个别特征，而忽略了整体的把握。基于以上空间分析学派的种种不足，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等倡议，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应为人文主义替代，以人及其所处的环境为中心，将人作为地理研究的出发点，改变人作为空间奴隶的地位，重视意义（Meanings）、价值（Values）、目标（Goals ）和目的（Purposes）[15]等的研究。1976年， 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Yi —Fu Tuan ）在美国地理学协会会刊（Annals ， AssociationofAmerican Geography）发表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称法[25]。至此前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进入了高峰时期。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1947 年。 同年赖特（J.K.Wright）引入“Geosophy ”一词， 定义为“地理认知科学”（Study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赖特认为， 对人的主观意念的研究并不能用严谨的科学准则，对主观意念的研究却能为其他地理工作提供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准则。“对事物的地理认知普遍存在于整个人类中，并不仅仅是地理学家的专利…这种认知首先从许多观察中获取…其收获，被文化、意识、背景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所限定…几乎任何一种人类从事的活动…都被他任意倾向的地理认知所影响。[28]”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个的，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看来也会不同。就地理现象而言，此一观点强调了地球表面之异质性及独特性（Uniqueness），而并不强调其通性（Generality）[3]。 地理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对“主观”研究的需要，但是赖特的这些思想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洛温撒尔（D.Lowventhal）重新论及“Geosophy”，并就“外界世界和人脑画面”作了阐述。他认为个人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许多诸如方向、距离、物质空间等基本要素，都是个人在文化、社会、舆论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观察的，这种外部世界及其观察者对它的理解的一致程度如何，都需要人文地理学家对其进行检验[16] 。 另一位主张采用人文主义方法的英国地理学家柯克（ W.Kirk）的思想则起了更广泛的影响， 他认为地理环境不是简单的一个“事物”，而是由“形状、内聚力和人类活动附加于其上的意义”等各种因素组成的整体，一旦这个意义形成，就会世代延续下去；另外柯克将“地理环境”划分为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两部分：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前者是地球表面的物质实体，而后者则是那些被人类觉察并再开发的一部分现象环境…[13]，所有这些相对较为零星的阐述，可以认为是地理学家从不同角度所作的探讨和研究，虽然其研究方向尚不甚明确，没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但其逐渐积累起来的成果，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当时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萌芽思想与有关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结合起来，逐渐完善自己。由雷尔夫（E.Relph 1970）[20]、段义孚（1971）[26]、默塞尔（D.C.Mercer ）和鲍威尔（J.M.Powell 1972）[17]等，将胡塞尔（Hussel）的现象学哲学引入地理学的研究中，以期用现象学的有关方法来取代实证主义方法。同时，理想主义、存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也被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吸收和利用[12]，使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因此现象学等哲学和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萌芽思想的结合，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