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4,F19.9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未来半个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而这又建立在对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在国际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及经济斗争日益尖锐、国际贸易环境有可能恶化的情况下，要保持并扩展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政府应制定一个较长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并根据总体战略制订和实施相应的策略。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不了解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代价是巨大的。近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地缘政策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则是正确的地缘战略的成果。世纪之交，多极格局仍未定型，美国霸权主义仍然是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因素。科索沃战争和我使馆被炸，再次警醒我们：要重新分析国际形势，再研究国际格局尤其是亚太格局。亚太是实现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地区，中国每年对外贸易的3/4是与APEC成员进行的，引进外资的4/5以上来自APEC，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影响也来自APEC地区。为此，本文在系统分析亚太地皆格局变迁和各国亚太战略变化基础上，探讨21世纪中国实现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 1 亚太地区地缘格局的变迁及其可能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两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的全球对峙支配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背景下，以美为首的西方根据大陆腹地学说和实际政策，逐渐把苏联视为一个危险的侵略性国家，对其采取遏制战略。美国的势力通过各种联盟延伸到西亚、西欧、东南亚、东亚等。对这种地缘格局的形成，地缘政治学者认为是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之间的对抗，并认为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便是典型案例。60～70年代，地缘政治观念开始由两大阵营的对立转到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化，其代表学者是素尔·科恩。他在《分裂世界的地理与政治》(1964)一书中将世界性区域划分为两个地缘战略区（海权国家区和欧亚大陆国家区），余下由许多较小的地缘政治区组成，两大地缘政治战略区之间是中东和东南亚，并称这两个地区为“破碎地带”。他认为全球实现均势的保证来自于世界权力核心的多极化，因此主张构建以美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为四大实力的多中心的全球政治体系。 1989年苏联解体、原东欧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亚太，正在逐渐形成以中、美、日、俄、东盟这样一种四角五方的多元政治格局。新格局的主要特点为：权力中心日趋分散化，形成多重交错的三角关系结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衡力增大。在21世纪中叶以前，以发展经济为主流的世界形势将不会改变，这将在总体上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我们也需要对一种现实加以注意：70年代初所形成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在90年代的消失，东亚安全因“体制空缺”而又重新进入一个相对脆弱的时期。这种脆弱性不仅表现在大国协调的程度不断下降，大国间新的安全摩擦在增强，潜在的敌意有重新抬头的迹象，而且传统的区域热点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东亚区域安全的脆弱性，增强了对东亚持续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作为新的力量中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东亚金融危机后，这一地区的经济进入痛苦的调整期，这对区域安全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在亚太将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 全球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为：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世界经济中美国、西欧占据主导地位。战后至50年代，德、意、法、英等国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当时世界上两大经济集团区域，即美国和西欧占主体地位的基本格局。50～60年代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改变了世界经济大国间的格局，形成了美、欧、日三极结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正在又一次改变世界经济大国的格局，将可能形成世界经济的四极结构，并将改变某些地缘经济的关系，最主要的是中美成为影响很大的贸易伙伴和对手，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在逐步减弱，对日的联系日益加强。同时，东亚地区内部各国之间的合作正在明显加强，开始出现所谓的“太平洋意识”。总体上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的对抗让位于经济的斗争，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对抗意识越来越支配国家间的关系和政府间的行为准则。市场经济的迅速普及改变了国家间政治的内容，市场竞争超越了领土扩张。这种地缘经济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但同时也增强了各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竞争。 2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亚太战略及其对华政策 美国以“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为基本思路，加大其“两洋战略”中向太平洋方向倾斜力度。这一构想以经济、安全和民主作为“三根支柱”，主要内容包括：(1)以日美伙伴关系为主轴；(2)在亚太地区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3)推进政治民主化；(4)为了支持新的太平洋共同体并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明确指出以“新太平洋共同体”为亚太经合组织形式。由于这一“构想”出台以来遭到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广泛的批评和抵制，美国在具体策略和做法上也在不断调整，由重视人权、民主等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外交变为追求本国利益的现实外交。安全上将以美国军事存在为前提，以双边同盟关系为基础，加强多边安全关系，确保美国的“领导作用”。就其实质来看，美国的这一亚太战略既是一种多边安全体制，又是一种经济合作体系，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有着明显的中国遏制倾向，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日美安全范围的扩展，焦点是台湾问题；经济合作领域的遏制则突出表现在世贸谈判。 日本太平洋两岸并举的战略重点东移，其要点是：立足亚太，着眼全球，继续以美日合作作为其“外交基轴”，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发挥亚美之间的“桥梁作用”；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促进多边合作、安全与协调；树立“和平国家”形象，以尽快跻身世界政治大国行列。这一战略实在地表达了日本在西太平洋边缘海上的目标追求，即担当盟主并像美国那样发挥领导作用，要与美国“北美经济圈”和“欧洲圈”鼎足而立。日本的亚太战略，对中国是一种推力更是一种压力。因为，日本战略家总是先把中国的力量视作为对其盟主地位的挑战，前日本防卫厅长官、国会议员中西启介在1994年推出《日本的新国防论》就公开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是对日本的威胁”。日本现实所要求的“亚洲太平洋”也不乏回避或排斥中国的因素，其倡导的“环太合作”构想就不包括中国。更值得重视的是，日本的膨胀势力与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力量”相结合，构成了后冷战时期的对华遏制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