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现代和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K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1999)04-0030-04

　　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城市的发展如同生物器官的发育，萌芽于最初为防卫而筑成的城堡，其后历经农、商、工等各业的产生、发展而日益兴旺，现代产业、交通通讯手段的诞生更赋予了城市以勃勃生机，从而完成了城市进入更高阶段的物质准备。但是，城市绝非是一种简单的工业文明的集聚地。“城市首先是一种文化倾向，它一旦与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产生效果的技术革命结合起来，就能从时代中领悟出城市的全部意义，所以，城市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内容”。[1]

　　由此，本文所探讨的正是界定于城市物质实体之上的精神层面，即城市的文化、传统、思想等甚至通常所说的诸如“文脉”之类的内容。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些界定赋予城市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特征和风格。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作用于这个层面，它渗透到城市的方方面面，使城市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

　　1 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的涵义

　　1.1. 现代城市

　　现代城市理论主要是在E·迪尔凯姆和M·韦伯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E·迪尔凯姆提出，随着社会分工日臻完善，分工越来越细化、复杂，人们之间的内在依存性就日益增加。城市也开始发生分化，人们逐步建立起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去满足城市的各种需求（宗教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需求等等），也就产生了现代城市“有机的团结”。同时新的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和城市之间相互依存的体系模式——更为文明、联系更为紧密的关系开始出现（孙施文，1995）。

　　1.2 后现代城市

　　后现代主义是一股发端于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潮，首先意味着对现代性的摒弃。后现代主义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现代城市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它似乎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于城市的原有经验和解释。[2]后现代城市学者正是基于这种解释，试图在经济、社会、技术日益发达的未来，把握城市的发展脉搏，并做出城市化的某种预测。[3,4]

　　2 城市经历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

　　2.1 城市空间：从理性空间向超空间发展

　　现代城市的发展强调对理性的追求，经济、社会、政治的理性成为现代城市的组织原则。理性思想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Le Corbusier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城市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只要进行客观的分析，运用理性的方法，通过新的规划形式和建筑形式就能予以解决。[5]1933年的《雅典宪章—城市规划大纲》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里程碑。它依据城市活动分解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部分，通过对各项活动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现代城市的组织原则，由此形成了功能分区思想以及各功能分区间的理性联系。

　　后现代规划者认为城市是一个文本，具有形态性和空间性，由不同的读者对它做出不同的理解所构成，是不可判定的明确间隔。于是，由不确定因素组成的“超空间”观念被引入城市空间。“后现代规划是一个大杂烩，是一种拼凑，是一种杂乱无章的随意组合”；可用一种易于掌握的、可驾驭的约束力量来分解这些零碎和杂乱无章的空间，用“超空间”取代它。当然，后现代城市空间也强调“相互适应”因素的作用，“它将需要基于需求、创造力的变化和环境适应至上的多重输入因素”；需要对不同的城市微观结构以及要素之间直接相互联系的强调，而不是通过“中心地”的间接依附。

　　在后现代城市中，梦幻的空间与清醒的空间是一样实在的。城市的规划者们认为后现代城市可以跨越几个世纪和几种文化，“应该用一种大得多的折衷主义风格来研究乡土传统、地方历史，研究从盛大集会到亲密关系再到大的场面的专有的空间设计”，以促进人类行为规则、人类社会行为规则的创新，并由此推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

　　2.2 城市管理：从计划与强权到灵活与分享

　　城市政府的职责就是对城市事务进行管理。[6]在西方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对经济事务不加干涉而由市场予以决定。[7]尽管如此，对于城市的各项公共事务，现代规划仍强调效率、整合、政策的协调，并时常根据反馈及时作出修改。[8]

　　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这种传统的计划形式将导致无序、混乱和生活状况的堕落，是一个极其目光短浅的资本主义的活动。后现代的公共行政领域充满了张力和变化，不再存在任何“正确的”政策或智慧的领导，不再存在共同的假定，也没有唯一的真理或理论。[9]另外，后现代的地理学家们也抱怨，现代城市的人们一直在公平地把地理（或空间）误解成固定不变的、无生命的、不能移动的、非辩证的东西—关于空间科学的一种笛卡尔制图学形式。夏皮罗和纽鲍尔以洛杉矶为例讨论了理想的后现代城市的政治地理，他们把建立“一个社会的诸空间形式，例如，休闲空间，工作空间，公共空间，军事空间，等等”作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并认为空间和时间具有政治用途，每个政治实体都可以坚信自己“有权对全体事物或部分问题做出某个唯一解释，并且每个政治实体都能在一定的空间、人口统计和时间范围内获得权利”。这样，地理和空间不是自主、孤立、分离和固定不变的同一体，相反地，它们取决于政治实体之间相互“竞争的程度”。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城市管理中的强权关系被假定的理性和合理性所掩饰。后现代主义城市“揭示出正式组织都是某个自主强权的始终存在的表达，那个强权冒充是现代制度的被想象的合理建构”，并认为人类不再需要默默无闻、疏远陌生、不为人知并与市民相分离的城市管理。[10]这样，城市行政人员要具备同广大民众分享信息（不是定义为知识）的力量和能力。于是，后现代的公共行政把目标指向“先见之明、开创性、灵活性、敏感性和新的知识形式”，它们不是真理主张，不是技术上的或程序化的知识形式，而是“相互作用的合作性”的知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