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287(1999)05-0109-04 一、引言 地名(toponymy)，是专名(proper names)中的一大类。《语言学与语言学辞典》对专名的解释为：“单个人、地方或事物的名称，它与表示物体或概念的总和的普通名词相对”。也就是说，专名包括人名、地名和其它事物名称三大类。而地名，《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为“地名是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为了识别周围的环境对位于地表特定位置上的地方所赋予的名称。”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对toponymy的解释为："the place-names of a region or language or esp.the etymological study of them."从以上中英文对地名的解释来看，地名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具有一定的形态和意义，尤其是词源意义。地点的形态，是指地名可以用语言文字书写记录下来，具有一定的词或词组结构，从而遵循一定的语言规律，构成语言词汇的一部分。地名的意义既包括其最直接的意义（即指称意义），又有其词源意义(etymological meaning)。因为“地名的命名都是有其原因的，或依据自然地貌特征，或依据某社会人文特点。”比如，“海参崴”，其指称意义是指前苏联与中国、朝鲜接壤的城市，即前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词源意义是“盛产海参的港湾城市”。[1]又比如，Europe，其指称意义是欧洲大陆，而其词源意义来自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欧罗巴的芳名。由此而见，地名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或社会文化内涵，它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某一地区及某一历史阶段的地貌特征、物产、经济、历史史实、生存范围、历史变迁以及宗教信仰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门独立学科——地名学(topology)。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对其的解释为"topographical study of particular place;esp.the history of a region as indicated by its topography"。 地名类型一般可分为：专名+通名；通名（写实）+通名；通名（写意）+通名三类。在翻译过程中，一般遵循“音译为主，适当意译，照顾通译”的原则。而实际翻译过程中，并非如此简单，这是因为地名涉及面广，来源形式多样。本文拟就东西方最具有地名代表性的河流和城市名称进行文化对比分析，力争挖掘它们在东西方文化中所存在的共性，探讨地名翻译过程中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和采取的恰当方法。 二 东西方河流名称文化和城市名称文化的共性 东西方河流名称和城市名称的文化内涵深远而丰富，既存在许多共性，也存在一定的个性。英汉语言对此，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因为英汉互译的理论、方法与技巧，都是建立在英汉两种语言异同对比的基础上的。而英汉比较研究的侧重点，已往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观点。如今，大部分学者们认为语言应强调其共性(universal)。没有共性，就不存在个性；忽略了个性，就会架空，个性是共性的具体表现。希望重视共性，通过对比，进一步认识个性，尤其是语言学中的理论意义。下面就东西方河流名称和城市名称的文化进行对比分析，以剖析其共性。 （一）河流名称的历史文化内涵 东西方河流名称的历史文化与其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在语言词汇中，人们常常用“五湖四海”来形容全国或世界各地。类似的词语还有“三湘四水”、“漂洋过海”以及“远渡重洋”等。此外，人们常以江、河、湖、海或与之有关的事件作为文学作品题材、影视片名。比如，《老人与海》、《静静的顿河》、《尼罗河上的惨案》、《红河谷》、《魂断蓝桥》以及《洪湖赤卫队》等几乎是家喻户晓。就其原因，我们可以从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观中进行探源。钱穆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文化是以德为本的内倾性农耕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以物为本的外倾性商业文化。在钱穆先生看来，中西文化之所以分途发展，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呈现出了种种不同的个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西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为进一步论证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是根源于地理环境的分布，钱穆先生还论证了中西文化转动演进的趋向。他认为欧洲文化的进向图式为希腊→罗马→西、葡、荷、比、英、德、法→苏联，乃是不断由平趋高，由暖趋凉，由小地面移向旷大处。由于它逆流而上，所以全部欧洲文化，“乃若精神弥满，不断有奋进，迈上之概。”而中国文化则由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再拓展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呈现出由高寒旷大处滑向低温稠小处的趋势，故中国文化缺乏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趋向安定守成。尽管这种观点有些片面，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类型的形成，并不是由地理环境单独决定的，它还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制约。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研究河流名称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东西文化，以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目前，已有一些学者从事有关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如，周珏良先生的“河、海、园——《红楼梦》、《莫比·迪克》、《哈克贝里·芬》的比较研究”；许均先生和康志洪先生在《外语与翻译》上分别发表了《小说翻译中人名地名的处理》和《关于地名可译性的思考》。几位学者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