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分类号 中图法K90-06

　　前言

　　在西方国家，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的区域地理学在战后一直维持着统治地位。50年代兴起的所谓计量地理革命打破了这一学科格局。计量地理强调的空间分析方法、数据处理以及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将地理学带入实证主义的轨道。但从60年代末期开始计量地理革命逐渐受到来自地理学科内部和外部种种批判，西方人文地理学进入连续不断的多元化发展时期。在中国，西方人文地理学是鸦片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归国留学生伴随着其它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但50年代以后，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尽管此后出版了一系列的人文地理教材和专著，但在学术上基本停留在西方40～50年代的水平，全面反映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进展论文相当稀少[1～3]。有鉴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始试图对当代西方主要人文地理学流派进行简要的介绍。

　　1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渊源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战后50～60年代经济繁荣以后，进入70年代经济增长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重视概括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既有学术理论[1]，于是他们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使原有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此相比都显得既“温和”又“中立”得多。在短短的几年间，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都无一例外地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只是与其它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相比，地理学在60年代就已经受到激进地理学派的影响，战后苏维埃地理学（与其说是激进地理学，倒不如说是专家政治(Technocratic)地理学）迅速发展，使地理学成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最容易接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与此同时，在地理学科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空间分析学派的缺点愈来愈明显，行为地理的研究亦未能给地理学带来新的突破。所有这些都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产生的重要土壤[4～12]。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追求的是把地理问题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错误。首先，当前的地理事实被无条件地划作空间形态而不是社会形态，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肯定。例如地理学家可以根据阶级和种族编制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图，可是他们从来不去探究导致这些不平衡的地理分布的政治和经济过程如何。其次，实证主义尽管自称在科学上是客观的，但这些空间分析却致力于提供“对社会有用的结果”，即为资本服务的“空间技术”。例如区位分析为工厂寻找最有效率的区位的时候，自然而然接受了传统对“有效率区位”所下的以阶级观念为出发点并带有浓厚经济色彩的定义。第三，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所追求的普遍性空间规律子虚乌有，事实上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你能得到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

　　行为地理学则是在避免空间分析学派的机械性和将人地关系物化的基础上出现的[2]。早期它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即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剔除掉一切外在的、虚假的成分，使事物呈现它固有的本性。反映到地理研究上，就是从正面探索城市内部的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即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或最低限度可以说不是合理性的），个人的心理价值和感应都是可以影响空间形式的。正如前述，空间分析学派过分偏重客观和数量化，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人文地理学派针对这一点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批判。但是，这些行为主义的观点往往还是忽略了社会现实的限制，显得过于理想化。研究者仍保持客观的立场，并动用了大量统计分析的手段寻找非理性中有规律的东西[2]。因此，不难看出，在人地关系的物化上，他们与空间学派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没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对行为地理学的批判不仅限于此，而且也对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约束方法论进行抨击[1]。

　　实际上，在60年代末出现的对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的批判是对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地理学意识形态和技术手段的指责，而马克思主义等学派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主要是不满意它的方法论，认为行为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4]。当时公民权利、反战情绪和女权主义运动在欧美的兴起引发了对现有西方政治制度的挑战，激进的地理学（即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于是不仅作为理论地理学对学院派地理学一种冲击，而且作为实践中对以上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反应。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中，传统的空间分析看起来已无助于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危机的起源、地理上的不平等以及它们所诱发的社会问题[5]。

　　克拉克大学在1969年出版的首卷年刊《对立面：激进地理学》可以认为是激进地理学向建设地理学发起进攻的第一声号角。哈维，作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在1973年出版了极其影响力的《社会公平和城市》[9]。这本书首先追述了哈维自身的一段思想轨迹——从对令人不满的自由主义假设的惊愕到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方式的分析；其次论证了空间形式和城市地理学是如何与整个剥削阶级社会和政治制度挂钩，他认为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形成就是由于住宅市场的种族岐视和阶级歧视所造成。哈维还认为传统的空间分析科学性并不存在，从政治动机来看，它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的剥削和压迫的批判，还不如说是对剥削和压迫的随声附和。哈维认为有必要呼唤出革命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能够帮助理解现有的地理学，而且它也体现了力图通过实践改变这些地理现象以及它们背后社会基础中不合理部分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