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往年一样，在自然与人文两方面都有所建树。史地工作者通过辛勤的笔耕，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不少专著。但亦有与过往不同的某些特点。例如，出现了一些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文章；研究更注重为现实服务等等。可喜的是，无论专著亦或论文的作者，多为近年来学业有成的青年史地工作者，这是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如果以《汉书·地理志》的问世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起点的话，至今已近二千年之久，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门学问都被称为沿革之学或沿革地理学。那么，“沿革之学”如何发展成今天的历史地理学呢？葛剑雄在《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国学的推陈与出新》（《人民政协报》，1999年3月24日）中作了概括的叙述：“1934 年顾颉刚、谭其骧在北平发起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以后，他们与同仁逐渐意识到传统沿革地理的局限，努力使它‘地理化’，并开始使用‘历史地理学’作为学科名称，这无疑受到了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地理学的影响。建国以来，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下，沿革地理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转化终于基本完成，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在学科性质、理论、方法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已从疆域政区、地名考证和水道变迁扩大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个分支，研究的范围也已由表及里，由现象的复原深入到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葛文认为，如果从这一意义来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推国学之陈所出之新”。历史地理学如果从研究对象和方法方面而言，与现代地理学相比，并无二致，“但历史地理学却有现代地理学所不具备的研究手段——历史文献资料；这正是中国举世无双的优势，也是国学永恒的价值”。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中指出，大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发展过程最为突出之处，“是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将传统的河流水道变迁研究扩展为包括历史时期的气候、动物、植被、海岸、沙漠、湖沼等对象的变迁以及自然灾害过程等内容”；而人文地理方面，则“在对传统的疆域政区变迁研究之外，还发展了对历史时期经济、人口、交通、军事与文化因素等方面地理变迁的研究，并形成了更加专门的分支”。对于自然地理的研究，建国以来始终受到重视，因此历史自然地理也相应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但人文地理的发展在解放后受到不应有的影响，在一段不算短的时期中，只有经济地理一枝独秀，其他分支则行之阙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研究很快得到恢复，谭其骧先生因势利导，特别提议要大力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使人文地理研究勃发生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得到巨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葛剑雄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看不到国学的局限，因而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尽管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却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二是轻视文献资料的作用，片面强调实地考察、计量和电脑等科研手段，因而完全不重视吸收沿革地理的成果，甚至视谬误为新见解、新成果。三是受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不重视地理环境，特别是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将历史地理研究等同疆域政区沿革的复原和地名的考证，而不是将历史置于地理环境的大舞台之中。四是所谓‘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任意干预历史地理研究，片面强调其特殊性，使某些分支长期无人问津，后续无人。”这些不利因素当然需要经过多方面努力加以消除，但就学人本身而言，还在于对国学的推陈出新持正确态度。 朱士光则认为，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期）。“第一，湮没、 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在当前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理论探索日趋活跃的形势下，有相形见拙之感。第二，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给研究工作造成混乱。目前的状况是，尽管历史地理学界自认为摆脱了历史学的附庸地位，成了地理学的正流，但史学界依旧视之为附庸，并未将之看作盟友，而地理学界始终目之为末流，并未将之倚作正流。第三，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研究队伍不易组织，力量难以集中，实际上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鉴于这种状况，他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概括为如下几点：大力推进贯通人类历史时期全过程的有关环境变迁的综合性研究，深入探讨环境变迁规律；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学科特点，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努力使研究工作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的更新与发展。 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存在某些不利因素，但经过史地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特别是近二十余年的奋斗，仍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参与黄河、海河的治理，长江口、杭州湾的开发，地震、旱涝、海平面下降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城市和地区的规划、植被和环境的保护，沙漠化的防治，古河道和地下水的利用等很多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功，而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刚刚开始，具有同样广阔的前景。这使我们坚信，在与人类一起进入21世纪时，这门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学科必将在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方面的规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葛剑雄《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国学的推陈与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