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 P941 建国50年来，我国的自然地理学在其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长足的进展。其中，最突出的是60年代初创立了自然地理学的新分支学科—新生代地理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专著，它标志着中国的自然地理学出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使自然地理学从此出现了三个部分：普通自然地理学、区域自然地理学和新生代地理学。 1 新生代地理学的创立阶段 长期的野外地理考察与研究实践，特别是在1956～1960年组织的中苏合作进行大规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过程中，曾经担任考察队地貌学组中方组长的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新生代地理学创始人周廷儒院士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了解与搞清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之形成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深刻地认识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征。在吸取（ГригорЪевА.А.，1956）关于研究“过去地球地理壳的发展问题”和Мαρко В К.К.研究地表现代自然界发展历史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在1960年发表了关于“中国第三纪、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1]。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不仅应研究自然综合体的现代过程，还应彻底地揭示它们在前一个时期的形成过程。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不仅在空间上、还在发生演化的时间上都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地势的升降和海陆关系的变化，也会造成区域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迁移和变化。至此从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研究过程中勾画出自然地理学的新分支——新生代地理学的学术思想和主要研究内容，显然它与地质学中的岩相古地理学有着重大区别。另外，在明确提出研究中国第三纪、第四纪古地理的必要性和科学意义的同时，阐述了为什么把时期界定在新生代，这就是因为从第三纪、第四纪以来自然界残留不少有意义的地理痕迹。它是正确区分“那些和现代地理环境不相协调的残留要素”的科学依据。自然综合体和自然综合体的分异规律“是有其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发展”的，所以“必须了解它在地质史最后几页中的运动与变化[2]”。 我们知道，苏格兰地质学家Geikie(1905)把Charles Lyell(1797～1875)生前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思想概括为：“自然过程和地质营力的古今一致性即现在是过去的钥匙”。也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将今论古”的原则[3]。为什么要开展新生代地理学研究呢？周廷儒院士用他自己提出的地学正定理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即“研究过去是为了了解现在，也是为了更好地预测未来[1]”。后来，他还进一步作出了解释：“研究过去环境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是认识现代环境和预测未来环境发展趋势的前提与基础[4]”。与这一学术思想极为一致的提法，是由Tarling D.H.在1978年提出的，他的表述形式为："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present and future"，把它视为当今世界性科学前沿课题——全球变化(The Global Change)中的“过去全球变化(PAGES:Past Global Changes)”研究的核心思想。同样的一个学术思想的建立，我国地理学家比西方学者早提出18年[5]。 在上述学术思想和研究路线的前提下，周廷儒院士在1960年就勾画了中国新生代古地理轮廓[1]。概括起来就是：自白垩纪燕山运动结束后，中国有一个构造稳定阶段，其时代为老第三纪。在各地准平原化使地势平坦起伏不大的条件下，中国全部大陆均属于行星风系的环流形势。当时中国大陆的气候带分为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自南而北，分布相当整齐。对应的自然带是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亚热带疏林草原和荒漠地带，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渐新世后期，发生了喜马拉雅运动，其最强烈的垂直运动是发生在第三纪末期和第四纪初期。喜马拉雅运动使得古地中海消失，欧亚大陆合并为整体，大陆性气候加强，建立起大陆和大洋对比关系从而形成了季风环流形式，它取代了老第三纪的行星环流形式。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受这种非地带性变化和季风引起的西风激流的动力作用，加强了季风环流，结果大大地改变了中国气候要素的时间组合方式和空间分布规律。西部地区具有干旱的草原和荒漠的特点；东部夏季湿润季风区域的北部，自从喜马拉雅运动之后大陆干燥度逐步增强，在新第三纪和第四纪初期，其地带分化为温带森林草原－森林，和暖温带森林草原－森林地带；靠近南部的亚热带地区则由疏林草原地带变为湿润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第四纪晚期，由于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气流冬季常侵入中国境内，使得中国大陆的气候带向南移动达4个纬度之多。 2 新生代古地理学的实践阶段 周廷儒的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当时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老一辈学部委员竺可桢、杨钟键和尹赞勋教授等均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开创了中国环境变化研究之先河，建议开展中国新生代古地理学研究。在这个科学背景下，1963年国家高等教育部正式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了新生代古地理研究室，与此同时周先生还为地理学研究生开设了古地理学课程，培养了一批从事古地理研究与教学的青年骨干。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工作的基础上，周先生于80年代初期先后完成了《古地理学》和《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6],上述著作详尽地论述了古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目的和研究方法，总结了新生代以来中国地理环境的区域分异及演变规律，并吸收了国际上古地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自然地理学的综合观点和专门方法来重建地球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并运用景观分带学说来研究过去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地理圈的变化规律性。突出了对全新世人地关系、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中国地理环境形成与空间分异的影响、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作用、黄土的古地理问题等探讨。该著作略古详今地论探讨了第三纪和第四纪时期地理环境区域分异的演化过程。正如著者所述“因为那时期的自然界遗留下来许多和现代有关的痕迹，易于进行观察和对比，更有助于了解现代地理过程。研究过去是为了解现代，也是为了更好地预测将来[1]”。这代表了8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地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也促进了第四纪地质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