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K263；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3—0110—06 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注：（美）罗兹·墨非：《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对于这个问题，张仲礼指出， 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对外开放以后，城市的现代化都不同程度地获得启动，但程度并不一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五口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形成了五口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上海一支独秀的局面（注：张仲礼编著：《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的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忻平也认为抗战前十年的上海城市现代化“表现得最为典型，尽管并不成熟，但毕竟开创了第一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模式，提供了一个可供解构的典型”（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于是，20世纪30 年代中国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上海被制作成中国现代都市的惟一文本与感觉（注：参见张英进著，冯洁音译：《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现代文学评论》1997年4期。）在近代中国城市中， 上海有着“现代化运动”火车头之称，各城市要搞“现代化”，或以上海为模式，或派人至上海学习观摩，或到上海采办机器、聘用人员（注：参见梁元生：《近代城市中的文化张力与“视野交融”——清末上海“双视野人”的分析》，《史林》1997年第1期，第75页。）。所谓“上海模式”， 主要指衡量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的若干城市物化环境的现代性指标。在这里“上海模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涵揉合了这一时期的广州、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市政建设经验与举措；因习惯上以上海为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因此笔者用“上海模式”作为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最高成就的代表者。本文试图以“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为解剖点，从另一视角探究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外部动力机制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探讨内陆开埠口岸特殊的城市发展轨迹。 一 柯文在研究王韬时说，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未曾研究的巨大课题是沿海与内地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沿海与内陆城市的发展模式与速度（注：（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近代以来，西方人首先在中国的沿海建立据点，以后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这即是近代中国“条约口岸体系”。通商口岸是受西方强权和文化直接影响的焦点，也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特征的城市群，上海在条约体系中城市现代化程度最高。民国时期，“上海模式”集中具备了同时代中国现代城市的所有物化环境指标，如高楼大厦、电影院、咖啡屋、西餐馆、崭新的轿车和新式的路灯，以及城市的新兴公用事业如照明、自来水、电话等，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象征；同时，“由于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力，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远远超出其城市地域的影响源泉”（注：Joseph W. Esherick,"Introduction", inConstructing the Modern in Chinese Cities 1900- 1950,forthcoming,p.19.），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历程中，“上海模式”的辐射和影响力具有绝对的文化霸权。 就条约体系城市群看，尽管比上海开埠晚了近半个世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市还是具备了若干“现代性”的特征。到抗战爆发时，重庆已是“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璧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版，第15页。）。纵观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景观，随处可见“上海模式”的踪影，“颇有沪汉之风”（注：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64页。）、 “洋场十里俨然小上海也”（注：邢长铭：《巴县及重庆实习调查日记》，肖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39辑，台湾影印出版。）， 是描述重庆的典型话语。概括来讲，“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重庆城市市政体制和建设模式的冲击，导致重庆对外部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的初步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20年代末期重庆的城市即是“上海模式”冲击的结果。1927年9月， 重庆商埠督办呈请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将商埠督办改为重庆市，其理由便是“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商埠地方，均经先后改市，成绩昭然”（注：《重庆商埠月刊》，1927年8月，第9期。），以求与沿海城市的市政模式“划一”而设市；重庆市政组织结构也主要参考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城市组织规则，制定出《重庆特别市暂行条例》。如果说，重庆的建市是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开端的话，那么，重庆建制本身已体现了若干“上海模式”的影响。 “上海模式”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其渗透内陆，介入、打破重庆城市传统社会的自然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30年代重庆城市建设的模式取向主要以“上海模式”为主要参照系，逐步形成市政建设的“小上海”风格，开埠以来重庆在城市体制上对外来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也初步形成。从1926年开始，重庆处于刘湘21军“近乎完全自治的”（注：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4.）“军人干政”管理模式之下。 但截至20年代中期，这个“华洋杂处”、“商务繁盛”的开埠口岸仍然是“市政窳败，街道之狭隘，沟渠之污秽，煤烟之蒸蔽，其不堪居住”不仅是“全世界通商各埠所无”，且市区“地狭人稠，肩摩踵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刘湘政府采取了模仿“上海模式”的市政建设取向。市政当局开始认识到“非推行市政，为谋改造，实不足以策交通实业之发展”（注：唐式遵：《重庆市政计划大纲》，《重庆商埠汇刊》1926年。）。商埠督办曾多次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大都市和其他省市考察市政，以“求攻错于他山”（注：《重庆商埠月刊》，1927 年3月，第3期。）。 重庆市市长潘文华更以符合“世界潮流”的建设指导方针晓谕市民道：“文华当督饬提挈并进兼营分途发展俾重庆市精神形式焕然一新，得与欧美各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上臻国际之光荣，下为各县之模范。”（注：潘文华：《告全市人民书》，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财政局全宗，卷920，第69页。）此外，在督促市政建设方面， 注重选拔有“曾游学欧美”（注：《请委郑璧臣技术员一案》，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财政局全宗，卷920。）背景的专业工程人员。1932 年刘湘采纳留美归来的胡光麃提出的充实重庆发电容量的建议，改换全市的输电设备，大大推进了重庆城市现代公用事业的起步（注：胡光麃：《波逐六十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295—296页。）。刘湘时期重庆市政建设的诸多举措既是军人政府对“上海模式”的认同，也是军人政府直接介入重庆城市现代化过程的表现。同时，重庆城市当局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城市建设，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上海模式”的广泛认同。重庆在城市行政建制和市政建设上逐步建立起对外部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1929年以后的重庆市政改革被西方世界称为现代意义发展的开端， 是“按照现代结构”的城市建设计划（注：CentralIntelligence Agency,edit,Briefs on Selected PRC Cities,Chungking,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November,1975,p.3.另参见J.E.Spencer: ChangingChungking,The Rebuild Of An Old Chinese City, in TheGeographical Review,29 (1939),pp.47-50.），有的传教士甚至称重庆“正在沿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注：Chungking News,in The WestChina Missionary News,January 1929,p.27.），“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新城市了”（注：Chungking Jottings,in The West ChinaMissionary News,June 1931,p.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