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随着我们与这个年份渐行渐远，历史的尘埃慢慢落定，围绕这个年份所发生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经过、后果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1949年，逐渐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2000年新年前后，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学术关怀的集中体现。 由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香港中华万年网有限公司协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12月30日至2000年1月3日在北京昌平小汤山九华山庄隆重举行，出席会议学者80多人，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和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提交会议论文45篇，内容涉及1949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尽管这次会议的会期安排十分独特，但并未因此影响与会学者寻求历史真相的热情，会议始终充盈着严肃认真、坦率真诚、积极活跃的良好气氛，是一次学术含量极高的会议。在回顾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度过的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将在与会者各自的人生经历中留下深刻的记忆。 下面就提交会议的论文作一综述。 （一） 1949年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又是一个结果。仅仅4年之前，在万众尚沉浸于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之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已经尖锐地摆到各种政治力量的面前。经过4 年的政治谈判和军事拚搏，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胜者缘何胜？败者因何败？这恐怕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后来的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方面说，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就已经显露出腐化、堕落、无能、分裂等种种颓象，不仅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驻华外交人员的批评，也引起了体制内的批判与自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研究员的《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一文，以1944—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考察了当时置身体制之内的国民党人面对政权崩溃前的颓局，是如何自我认知和自我肆应的。文章指出，倡导和发起党政革新运动者，是一批既不满国民党现状、又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他们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沮丧和痛愤，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从党政军各方面展开全盘革新。然而，革新派虽以反派系主义相号召，自己却陷于党同伐异的泥淖中；他们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中，亦隐含着少壮派要求分享更大权力的代际冲突的因素；而他们提出的革新措施和进行的体制内自省，更具有明显的限度，即他们认为国民党的主义仍是中国最好的主义，其他各党各派的政纲皆未能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国民党的腐化，是因为没有力行其主义，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向党外开放的民主，不是向人民开放的民主，他们所愤慨的是像政学系那样的官僚政客占居高位，他们并不怀疑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治体制有什么缺陷；加之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对这场自发的党政革新运动显然未予以足够的支持和同情，因此，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取得多少具体的和实质性的成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台北《近代中国》杂志总编辑邵铭煌先生对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则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他提交的论文《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根据原始会议档案，叙述了1945年5 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的详细经过，认为六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谋战后国家复兴所作的未雨绸缪，也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来临所作的自我蜕化，具有不容忽视的时代意义：展现贯彻民主宪政的决心与行动；力求民生主义之实施；关怀台湾人民的心声；扶植女权政策；诚心化解与中共关系；兴办党营生产事业，巩固党的经济基础。文章同时指出，这次会议也反映出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严重情形。可见无处不在的派系斗争已成为国民党难以治愈的一大痼疾。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教授的《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与蒋介石的政治领导》一文，探讨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与蒋介石的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蒋介石的政治领导并非国民党败北的全部原因，然而，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的权力体制，则蒋介石政治领导应负的责任是很大的；同时，他所进行的政治领导又反映出国民党存在的问题。论文分析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政治领导的特征，指出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独裁领导，是第三世界权威主义体制的一种形态。作者将这种政治领导称为“代行主义”，即精英集团代表人民设定改革目标，并为实现其目标而培养人民的参政意识，动员人民，但是对于人民自发参政却缺乏制度上的保证这样一种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产生这种政治领导特征的重要因素在于：第一，中国的政党政治结构。近代中国不存在政党之间竞争权力的共同的政治框架，各个政党拥有各自的统治地区和军队并相互进行斗争，因此，如果一个政党掌握了权力，就会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在排除其他政党之后，推行主张自上而下领导的代行主义体制。第二，训政时期的理论。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有可能使自上而下的领导、党的独裁、代行主义体制正当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是由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的，而且，对于训政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解释，蒋介石比孙中山更倾向于中央集权和独裁。第三，作为军人的蒋介石的立场。蒋介石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开始在国民党内得势，这决定了他在对待与群众关系时的政治领导方式的特征，这种独裁倾向最终导致国民党和蒋介石在中国社会中的孤立，而这种倾向又因与中共长期的激烈斗争而更加强烈。第四，作为蒋介石思考方式的“自强”逻辑。蒋在自己内心里追求的是“力量”或“强大”，这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实质性的。他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身的修养和纪律。领导人的高尚人格应该感化一般人民，而作为其前提，有必要保护自己作为领导人的地位。因此，蒋介石尤其重视保持军事力量，对于反对势力的挑战则敢于付诸武力。这是一种修养与武力相结合的德治主义。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代行主义”的政治体制会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呢？权威主义体制的存续和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安定、对外民族主义和对内统一等有目共睹的“实际成绩”为基础，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由于在对外方面将主要力量倾注于同中共的斗争以及与日本之战争，因而没能做出“实际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