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先生究竟从他老师杜威那里继承了多少思想，恐怕既不能根据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视胡适从杜威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皆是“枝节末流”（注：吴森：《杜威哲学的重新认识》。）。现在，真正需要我们弄清楚的是：一是杜威哲学是西方传统发展的历史结果，不是美国工业社会的精神产品；二是胡适的文化解释学。这种解释学一定具备三个因素：（1 ）曲解杜威思想以适合中国传统文化；（2 ）曲解后的理论模型一定要在结合中国社会过程中形成一种不可替代的理论优势；（3 ）这种势力必然造成胡适本人凸现于群体之上，乃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某种权威的象征。 一、杜威哲学——工业化的价值体现，还是西方传统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应该肯定地说，杜威本人是坚决反对他的哲学被加上“美国工业社会价值映现”这个帽子。当罗素讥笑杜威“是与美国工商业时代和集体的大规模的企业要求相符合的”时，杜威按奈不住心头之火反驳道，“罗素把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与美国商业的令人厌恶的方面相联系”（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87页。）。的确， 在西欧甚至在我国学者中间，普遍存在一种把杜威哲学看作仅仅是注重实效、崇尚功利的美国实用主义的传人，很少注意到杜威哲学更多的传统是源自希腊罗马——中世纪——近代这条传统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的。 粗略地讲，西方哲学史大致有明显为思想家关注的三个大范畴：一是对实体（substance）的对象阐明。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三氏皆是这一阐释的奠基者。这种范型对随后的哲学发展影响颇深远，中世纪也还是把这种“实体”理论嚼得烦琐无味，以至渐渐失去哲学的实践理性光彩，把哲学家引向了一个“非人”的境地。杜威给这一阶段的病症诊断为，“哲学必须研究人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哲学家的问题。”这就指出了哲学家为自己营造的脱离社会的所谓哲学问题过于专业化了。近代以后，英国休谟（David Hume）大胆对“实体”存疑，既不承认精神实体，也不承认物质实体可以通过经验得来。尽管这种“彻底的经验论”不为大多数哲学家在感情上认同，毕竟，对本体论的兴趣遂为对认识论的关注所接替。二是以“心体”（mind）为探讨核心，这种以“心体”为研究对象是建立在弘扬人性论的基础上的，对中世纪压抑人性无疑是一个解放。方法论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围绕笛卡尔设“二元论”难局始，为解开这一难题，康德则改变了旧有的思维定式，把“心”看作主动摄取外界材料的不变体，外界则相对为流变的经验体。当然，这种解释仍未打破“二元论”困局，黑格尔接着提出了“思维和存在同一”的绝对唯心主义命题，形式上似把心物两体由笛卡尔“打作两橛”而“合而为一”了。实质上他还是在主客观分离的基础上，用心统摄物分立的解决方法（还是“二元论”的）。这一阶段夸大“心体”的作用是对前一阶段的“纠偏补正”，有积极意义。但是，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病态浪漫主义，伤感主义代替古典主义的发展就是明显的征兆。三是20世纪哲学史发展起了一次真正的反动：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学派、存在主义都是以反“形而上学”著称。不过，这些思想流派自身一看便明显地带着科学和非理性的伤痕。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学派受益于科学的影响，试图把哲学还原为“原子”的分析，他们拒斥“形而上学”。存在主义则和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某种不幸遭遇以及二战前后的历史剧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非理性远远胜过理性。如此说来，真正把哲学从传统推向现代而又保持“中庸”态度的要算杜威先生了。他既反对对“物质实体”的片面定义，也反对对“心的实体”胡乱伸展。他提出了“经验”决不是英国经验论那种狭义的以感性材料为据的经验，它是一种包罗万象，集自然与经验为一体的经验。并且，这种经验不是静观的描述，而是上下时空的“cotinuity ”。他认为经验愈丰富，方法就愈完善，经验也就愈能作为科学的根据。这种经验的增长实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同时，他的“经验”又是一种行动，是所谓“知就是行”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他们的“经验主义”翻译成“实践主义”既符合“pragtism”（实用主义一词的希腊文原意），也符合他本人的哲学注释。 总之，杜威哲学是寻着西方发展的主干是不成问题的，把他和皮尔士一同列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容易掩盖这一逻辑发展的学理过程。更容易产生杜威哲学是美国工业化的价值体现的歧见。 再从杜威哲学本身和美国工业社会关系作正面观察，我们仍可发现，杜威哲学中的批判性远不是单单指向过去的思想家，而是矛头指向他们处的那个社会的。杜威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家伙，他不同意道德实践仅仅依靠一种习惯的使然。相反，他主张一种反省的理智思考方法去引导人们怎样对待社会生活。于是，即便能把美国工业化社会抽象为一种“精神”，这精神如不经反省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在个人道德实践和社会道德实践之间，杜威主张因地适时的调整两者之间的矛盾，这种调整的基础全在于不要盲从。要用智慧去审视道德实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种态度也就造成这样一种事实：杜威哲学尽管在美国有相当多的信徒，然而，美国官方从来不愿对其给予正面评价。我们认为，这与杜威把社会改造当作他毕生追求的事业以及上述对待美国社会要作理智思考观点有关。从另一方面看，美国现实社会常常表现的勇于冒进、观点偏激的情形则在杜威哲学中极难找到影子。 研究胡适介绍杜威哲学的两篇代表性文章《杜威哲学》、《谈谈实验主义》，上述观点在胡适那里是不明确的。一是他很少谈杜威哲学和西方传统思想家的关系，这可能与他这方面的知识有关。二是他介绍的杜威多从功利和效用角度阐释，自有他的目的（稍后将谈到）。三是胡适也不是简单把杜威哲学和美国工业化社会的精神划等号。但是，胡适是以自己为杜威的正宗传人向中国读者介绍杜威哲学的，这就有必要再研究一下他的“文化解释学”。 二、胡适的“文化解释学”——“中国式的杜威”理论模型、社会和他个人的“三位一体”。 胡适作为一个现代文化倡导者，从一开始他就对中国学究所持有的迂腐气味具有相当的免疫力。他对杜威哲学的关心，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非常势利的。既可能是想借杜威这样世界大家抬高自己的名气，也可能是既注意到杜威哲学中不管如何其中总有一些注重效验、力主怀疑的精神，这点对于正兴起反传统的“中国文艺复兴”（胡适称）无疑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总之，“杜威的中国化”是可能的，是可以建构一个理论模型。这对于一个有“道统”传统的国家来说，是必须首先具备的。其实，从内心深处看，胡适自己对美国的现代化实现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并不完全以为杜威能代表美国的工业化社会进取精神。他在题为《五十年来的美国》一文中这样谈到对美国进步的观感。他说，“五十年来的美国，我亲眼看到了四十三年”。“美国现在所以能够慢慢的造成了这种地步，有两种主要原因：一、社会思想的革新运动；……二、大兴生产主义。……总之，五十年来的美国，是以社会的制裁，政治的制裁和社会的立法，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大量生产建立了工业化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无贫富之悬殊，作同等的享受，用不着革命（也不会有革命）而收到革新的效果。”（注：胡适：《胡适讲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410—416页。）可见，他更盛赞的是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政治改革家。并且，他一再强调指出革新是美国文化中最为优秀的部分。当然，讲这些话是在1953年。稍在这之前2个月的一篇题为《谈谈实验主义》演讲内容亦大致相同。 这反映了胡适把杜威哲学中国化的倾向。他的介绍是有选择性的。简言之，他将杜威哲学中辩证法因素及学理较深刻的部分给除去了，而说“我们作他（指杜威——笔者注）的学生的和研究他的学术的，觉得他的基本观念，可说是他的经验论。”（注：胡适：《胡适讲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3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