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专题）

      〔中图分类号〕K2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0）03—0053—19

      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伯兹里）说，张学良是中国统一的象征。这无论从理论意义上或实践意义上讲，都是准确的。考察张学良的人生轨迹，他反对内争，追求和平统一，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奋斗，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核心内容和最耀眼的亮点。总结和研究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情怀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中国在秦汉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此后，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辽金元时期和清代三次民族大融合，从而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从此，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就成为中国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评判是否爱国的客观标准。张学良是位历史营养充足并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军人，具有强烈的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他说：“既然披了中国人的皮，就万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人”[1]。认为我们既生在这个非常时代， 就必须承担起这非常任务。

      张学良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中华民族的非常时代。对外没有民族独立的尊严，对内军阀割据混战不断，整个国家处于不统一的分裂状态。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应包括领土统一、政权统一、政治统一、外交统一等诸方面内容。当时，由于历史原因，不仅领土不能统一，而且还面对继续被瓜分的严重现实；政权不统一的局势相当严重，当时虽有中央政权，但形同虚设，从1916年至1928年的12年间， 国家首脑更换了9次，平均在任不到16个月，内阁改组24次，平均一年两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最短任期只有两天。到1927年竟又出现3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政权更迭如此频繁，是由政治上不统一造成的。政权、政治的不统一，必然导致外交的不统一。这种局势如任其演变下去，国家不仅很难统一，而且亡国灭种的危险日趋严重。张学良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便有亡国灭种的可能”[1]。

      张学良反对内战、主张国家统一的情怀，首先表现在他反对军阀干政上。1923年，他为奉系第一期学兵毕业典礼作训词时，提出“吾军人食国家之饷，……故人人须具爱国心”[2](P317)。 这实际上是在说明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治军者应对国家负责。在人人都视军队为个人私有的军阀统治时期，此论十分鲜明。1924年在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张学良说：“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3]。反对军阀、 反对军阀干政的人很多，但身为军阀集团主要成员者，如此鲜明地反对军阀，反对军阀干政者，十分罕见，张学良恐怕是第一人。张学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的情怀，还表现在尽其可能阻止战争，适时把握和平统一的时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奉系集团的主要将领，他虽然具有上述主张，但却不能阻止奉军穷兵黩武，还要冲杀在战争的第一线，这使他处于极端矛盾之中。当奉系与北伐军对抗的关键时刻，他向张作霖再次进言：“我们这个战争有什么意思，我们是为什么？”[4](P115)劝老父尽快罢兵息争，促成国家统一。在这个时期，他还曾设想通过“兵谏”方式，迫使张作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条件。最后，张作霖终于接受张学良等将领的意见，下令奉军撤回东北。奉军撤回东北，并不表明内战已经停止，要实现全国统一还有很多障碍。

      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子继父位，为其实现国家统一愿望提供了机遇。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学良，控制东北全境，握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这种局势下，毅然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并非“势穷来归”也非“变革起义”。目的是实现他的结束内战、实现全国统一的夙愿。有人评价说张学良此举，“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是鲜有先例”[4](P115)。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统一，这尽管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统一，但对一个长期处于内乱不断的国家来说，不仅需要也十分重要。它是实现真正统一的起点，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张学良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情怀，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从思想基础上看，张学良在青少年时，由于受封建爱国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就立志发奋图强，努力救国。他曾说：“余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5]。 这种明国家大义的思想，决定了他在行为上必然以国家利益为主，必然维护祖国的统一。第二，从国内现实上看，停止内战、实现统一，是解除民众之苦的需要。多年战争的现实，使张学良目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因此他厌恶内战。他曾说：“余自19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战士死于无意义的斗争”[5]。 张学良这种思想情绪是真实的，他在战争前线给在日本读书的弟弟写信，言及：“兄弟奉命征讨，一念同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讨，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矣”[6](P75)。因此，当奉军占领郑州后，他力主撤军黄河以北，以避免自相残杀，并发报给北伐军总司令，“希望罢兵言和，共商国事”[7](P102)。不久， 又发表了《张韩对外时局通电》，希望“海内豪贤，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侮，至挽颓流”[8]。并自做主张将奉军全部撤回黄河以北。 其目的是不忍“自己同胞互相残杀……大伤国家元气”[9](P54)。第三，从国际局势上看，只有实现国家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张学良极力主张停止内战，实现统一，更重要的是针对民族危机的现实。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逐渐地将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将这块荒僻、富饶的地方视为禁脔。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不仅享有许多权益，而且还大肆渲染东北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从而使东北的地位似乎发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民族危机日严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界的高级将领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同时，他还认为“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国家统一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只有国家强盛才能避免“豆割瓜分”的局面[10](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