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7278 （2000）01—0137—（07） 一、问题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与日本处于时断时续的局部战争状态，然而两国却始终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颇令人费解。作为受害国的中国何以忍气吞声屈辱至此，在全国舆论一片“抗日”、“宣战”、“绝交”、“抵制日货”呼号之下，中国当局是否有过对日强硬的考虑呢？或者说，中国执行屈辱的对日外交过程中是否有过反复？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一封伍朝枢1933年3月14日致胡汉民的信， 提到他参与南京政府内部讨论对日绝交问题的细节： 二月杪，弟一日之中接南京三急电，催促入都要事相商。至则开外交委员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时诸委员以委员长相强，弟坚不允，最后以临时主席资格主席，发表弟意见（如另说帖），是日会议结果仍须待军委长之见意。后公使虽召回，但并未声言理由，则召回与不召回等耳。且平时亦常有召回公使面商外交者，与此何以别乎？前日总理逝世纪念，特晋京谒陵，方知《字林西报》所载日伪密约之事果不虚，乃一般人不甚注意其事（《新闻报》译载剪附呈）。日伪讳莫如深固也，不知何以我当局亦为之隐秘？弟今日与记者谈，嘱其广为宣传，俾存有割地求和以期日伪安心之心理者，有所警惕。南中亦请饬宣布原件，尚有准备。[1] 此信表明南京当局确曾于1933年2 月底专门开会讨论过对日绝交问题。伍朝枢是民国时期知名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此时常住上海，对国内政坛的纷争保持着“中立”，但正如信中所流露的，政治上仍同情胡汉民与西南，对南京当局的对日政策颇为不满。伍氏此信有向胡通报的意思，其中所提到参加的“外交委员会”，推理应当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外交委员会，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外交一切计划由外交委员会决定，其实行则由外交部行之”。[2]（P411） 对日绝交问题到底是如何摆到当局面前的，各种意见及交锋的结果如何？笔者遂查阅相关史料，将其综合梳理出大概，就教于同道。 二、对日绝交的强烈呼声 对日绝交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一直的呼声。暴日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哗然，民间的反映最为强烈，除要求军事上坚决抵抗外，在外交上也要求对日“宣战”与“绝交”。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采取了“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身上，束手待毙，致使日本肆无忌惮，将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1933年元旦，日军进占榆关，华北危在旦夕。对日强硬已是全国多数人的共识，民间舆情汹汹，对当局再次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林森、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指责当局“徘徊歧途一误再误，东北既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华北亦濒于岌岌危殆之中”，指出“诸公负干城之重寄，系全国之安危，处斯危局，讵容偷安。国亡固无以对后世，不亡岂能告无罪恶于国人，万望速下决心，即日宣布对日绝交。”[3]（P114）上海180个同业公会于2月26日联合通电， 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经济绝交。同日，上海各大学教授也召开大会，要求对日强硬。 在日军侵华的形势下，“抗日”与否已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相号召，争取政治上主动。国民党内在野的政治势力也以此攻讦南京当局。1931年后领导西南与南京对抗的胡汉民，以“抗日、倒蒋、剿共”为其政治主张，提出“惟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假如政府不抗战，那我们便说：惟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4]（P21）冯玉祥等人则一直在策划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的抗日军事行动。在民情激愤的社会心理激荡中，对日态度软弱的南京当局明显处于被动不利的位置。 来自民间与政敌的呼声与批评，南京当局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有所考量。但在政权更迭并不依民意为依归的年代，这种批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铺垫，不能成为促使其改变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真正的压力来自体制内部。作为国民党统治支柱的军队，对当局的政策也日渐不满。1 月下旬起，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濬、黔军王家烈、川军田颂尧等将领纷纷致电中央，请缨抗日。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前线也感到了民心，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无奈地承认：“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亦无斗志。”[5]（P544 ）（注：引文见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书未见公开发行，据称“只在内部流通”。总编纂秦孝仪曾任蒋介石秘书、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该书因被知名史学家黄仁宇教授断定其主要依据蒋介石日记编成而为史学界重视，笔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立法院更在2月下旬秘密通过了决议， 催促行政当局与日本绝交，并列出绝交的五项益处：1.有利于全国抗战；2.能使治外法权问题得到解决；3.能使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4.它标志着抵制日货运动的全面胜利；5.国联会员和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将会对日实施经济制裁。[6]（P184） 真正使南京当局将对日绝交提上议事日程的契机，是国际联盟内关于中日战争讨论的进展。国民政府在就九一八事变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称：“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7]（P159 ）完全依赖国联解决中日争端。英法等国把持的国联对日本百般姑息，行动迟缓，直到1933年2月24日才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加以表决，44个投票国中，42 国赞成，1国（暹罗，今泰国）弃权，日本反对并当场宣布将退出国联。 尽管中国对国联报告书多所不满，但它毕竟承认了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不承认“满洲国”傀儡政权。 中国驻国联代表团不惮其烦地争取各国支持通过国联报告书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回答外国代表的诘难：既然中国认为战争存在，何以至今仍未与日本断交或召回公使？倘中国自己的行动并不表示战争存在，又能要求外国做什么呢？中国代表不断致电外交部要求对日绝交，以配合其在国联的行动，且含糊地以“报告书通过后中国会有强硬立场”应付外国代表。外交部2月2日电告代表团，“政府可能在原则上决定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公使”，且蒋介石已初步同意。[6]（P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