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1;D6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2—0016—05 一、毛泽东的战略思考 毛泽东是国际主义者,但首先是爱国主义者。他认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必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台湾问题上,他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即战略上台湾必须收回,政策和方式上则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时进行调整。 建国初期重点是准备武力解放。毛泽东强调革命必须彻底,其著名诗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自渡江战役结束、南京解放以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解放台湾问题。1950年即进行了军事部署,例如:成立前线指挥部,由粟裕将军担任总指挥,并制定具体的解放台湾计划;培训台湾干部,把参加过“二·二八”起义退到内地的台籍干部和部队中的台籍士兵集中起来,参加“台湾训练团”学习;征集了一批准备渡海的民船民工进行训练,还选拔和调集了一批年轻和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准备支援前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台湾地位未定”,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岛。美国政府公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使我国解放台湾工作受到干扰和阻挠。 50年代中期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当时国内外形势有两大变化:一是国际形势趋于缓和。1953年7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年4月至7 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战协定。二是海峡两岸形势亦有所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新中国政权愈加巩固,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美国的对华侵略、封锁和遏制政策破产,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和紧张关系随而趋于缓和。 正是在上述形势变化的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55年4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阐明我国政府对台政策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随后不久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同样,这些政策、主张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阻挠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一个中国”原则下的“联蒋抗美”政策。1954年9月,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第一次金门炮战,那是针对美蒋勾结以及美国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这实际是国共内战的继续,也是对美国继续援蒋干涉中国内政所表现的强烈不满与抗议。1958年8月, 又有第二次金门炮战,即著名的“八·二三”炮战。这一次炮战,是针对美国的,却又有支持蒋介石对抗美国“划峡而治”的政策的一面。当时美、蒋在要不要撤出金门、马祖问题上是有矛盾的,美国企图压蒋撤出金马,以便实现其“划峡而治”、分割中国的图谋。蒋介石顶住了压力,坚持不肯撤离,这说明他是有“一个中国”意识的。毛泽东发现了这一点,以炮火支持了蒋介石,形成“一个中国”原则下“联蒋抗美”的政策。此后,只要美舰参与护航,祖国大陆这边就开炮,否则就网开一面,不打炮或隔日打炮,以便于国民党军队进行后勤补给。 当年10月6日和25日,毛泽东亲自执笔, 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两次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文中说:“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纲四目”政策。1963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并加以发挥,概括地提出“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政策。这是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的。“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四个基本政策:第一,台湾统一于中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第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第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 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第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说,只要台湾当局能守住台湾,不使之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大陆就不改变对台政策和对台关系。 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互通信息,并有人员来往。台湾方面先后有曹聚仁(记者)、宋宜山(“立委”)等来大陆;大陆这边,毛泽东、周恩来曾两次派章士钊赴港,与台湾保持联系。章士钊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表示:“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此特别欣赏,但认为“遥望南天”的“天”字不妥,改为“遥望南云”。毛泽东还通过章士钊,风趣地转达他的想法: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周恩来也通过章士钊向蒋转达说:台湾一旦统一于祖国,蒋先生既有台湾之实(权和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在台湾只做一个小头目、仰外人之鼻息而又迟早要被他们换掉好吗? 在周恩来把我党对台方针归结为以上“一纲四目”,并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台湾以后,在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蒋系势力为主的台湾当局确已心有所动,多次强调不会搞“两个中国”,并加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力度。和平解放台湾本已出现曙光,可惜的是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和“左”的思潮的干扰而中断了(注:参见《人物》1996年第4期;《台湾研究》1998年第1期。)。 二、邓小平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作为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是对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所提出的“一纲四目”的和平统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事实上,他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也是“一纲四目”这一和平统一思想的直接参与者和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