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1287（2000）02—0035—04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典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在这方面又形成自己的风格。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党的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情况、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及人民生活状况，刘少奇作过大量调查研究，从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对经济的严重困难以及产生困难的原因、形成错误的根源，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中央拿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对症下药，才取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良好效果。研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几年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对国民经济形势的认定、会风的形成、中央决策的制定等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一 对形势的客观估计来自调查实践 建国后，刘少奇在调查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一，目的明确，使调查有的放矢。他认为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二是了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三是发现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其二，调查的途径多样。50年代初，刘少奇特地从湖南老家找了几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农民，担任他的通讯员，要他们每年给他写几封信，如实反映情况。除了听干部汇报以外，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去基层，跋山涉水，不辞劳苦。1961年去湖南长沙县、宁乡县等地的44天调查，堪称党内调查的模范。其三，调查细致深入而全面，往往轻车简从，吃住都在民间，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张扬，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调查流于表面、单听汇报，可能为假象所迷惑，因而作出的决策就会离题千里而遗害无穷。刘少奇在调查中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人和事，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等表情中，去探求他们的真意。其四，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是经常性的，决不是偶尔为之。据他的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回忆，1956年以后，差不多一年当中有1／3左右的时间在下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刘少奇去基层次数更多，程度更深入。1957年2月，刘少奇率调查组赴河北、河南、湖北、 湖南和广东等省考察，他提醒随行人员对那些听到的“不实之词”要警惕，不能信以为真，因为他发现有的省在汇报时作假，“报喜不报忧”。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开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为此，刘少奇又于1958年9月到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考察， 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1960年4月在河南考察时， 他教育省委的干部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对困难要如实反映，同时不能盲目过度，不能搞跳跃，一下子想跳到社有经济、跳跃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应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1961年4、5月，刘少奇去湖南长沙县、宁乡县等地作了为期44天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形势的估计、怎样评价近几年工作得失等，影响很大。调查前，他定下了“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不扰民、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一切轻装简行”[1]的规章，以了解实情。在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 他就住在猪饲料房（又作办公地点）。他一再对工作队强调“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这样，调查研究之风就不能兴起”。 “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歧的：有人乐观，认为形势已根本好转，“五八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有人在讨论刘少奇为大会作的“书面报告”时，认为“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2]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指出几年来的缺点错误是：计划指标过高，部门比例不协调；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进行了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不适当地建立了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虽然在报告中他说到“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但显然作了较多的保留。在大会讲话中， 他讲得更充分：从1959 年到1961年，农业不是增产， 而是减产， 减产还相当大， 工业也减产，1962年也难以上升；由于工农业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也不够。“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是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3]这种估计是客观的。1961年4、5 月在湖南调查时，他看到不少人因粮食不够得了浮肿病，他到一些农民家里，揭开锅盖，打开碗柜，看到油盐罐子里只有盐没有油，锅里炒的是野菜，甚至来与他见面的亲戚、熟人当中，也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他的70多岁的老姐姐颤巍巍地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啰！”[4]5、6 月间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大跃进中的惨况时，他语气沉重，痛苦、愧疚溢于言表：“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5] 二 调查的深入使他对产生困难的原因及工作得失的评估也更加深刻 1958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从领导工作中去找原因。刘少奇对产生困难的原因，概括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1年在湖南家乡调查时，他与小时候一块放牛的农民朋友李桂生有一番谈话，他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没有？当得知还有半塘水时，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一年安湖塘干得见底，但每亩田还收了两三担谷，李桂生快人快语：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的结果。[6] 故乡老百姓对公共食堂深恶痛绝，有群众说：“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国破家亡”。[7] 在长沙县天华大队等地刘少奇一举解散公共食堂，老百姓流泪鼓掌、奔走相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称“这下上面睡醒了”。[8]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不种自留地、 不养鸡猪，以至一年到头难得闻到肉星味，不仅湖南，其它地方不断传来农村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使刘少奇触目惊心。随后他又通过对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几个省干部的调查，得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主要原因的结论。他的调查研究就从点到面、由具体到抽象，从而就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由此进一步评价近几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得失（尽管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他有如下观点：“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9] 这就突破了党内流行很广的有关“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即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的框框。自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开展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以来，不少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敢面对当时现实，对工作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而习惯于用“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框框去套。刘少奇上述观点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不可能提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见来”。[10]正因为他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评价“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得失，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都能比较客观地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认真回顾与总结，为进一步顺利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