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1569（2000）01—0094—06 在中华民族进入20世纪的最初岁月里，那些忧国忧民而又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不能不对呼啸而来的新时代作出应有的判断和反应。世纪更替，召唤着他们毫不懈怠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座标。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重塑中国形象，创建“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便是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竞相阐发的理论命题。 一 众所周知，“中国”在最初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用来形容和比拟中国文化的权威地位的象征性词汇，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她不仅意味着自身在地理版图中处于世界的中心，更深刻的内涵是指与周边民族或邦国的文化比较中的领先位置。这种领先位置，不是一般意义的差距，而是文明与野蛮、开化与未开化之间的截然对立与分野。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中国人历来的看法是，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是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少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少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1]也可以说， “中国”在古代并不具备后来民族国家的涵义，而是“天下主义”或“文化主义”。因此，作为古代文化帝国的中国在长时期里一直不需要和不曾想到民族国家的国体名称，而只是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国”而存在。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的确以其辉煌的成就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那种“万邦来朝”、“百鸟来朝”的恢宏盛景也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世界中心”地位。 世所公认，“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2]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 这个伟大而崇高的“中国”，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也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与中国。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转折时期，首先感受到时代大风暴来临的要数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上承黄宗羲、顾炎武，下启康有为、梁启超，开“慷慨论天下事”的新时代，龚自珍对西方国家的状况近于无知，但对晚清“忽啦啦大厦将倾”的现实刻画，让人感受到圣武之后清朝“末世”与“昏时”的来临。因而，在踏出中世纪门槛的道路上，龚自珍赢得了与西方的但丁相比肩的位置。魏源、林则徐等代表了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国人开始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基本地理轮廓，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外部世界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甚至提出了“师夷之技以制夷”的远见卓识。但《南京条约》后中西表面上的相安无事又使晚清统治者“雨过忘雷”。龚、魏的警世之言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河中，溅起几朵浪花后又转入平寂，正统士大夫们又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昏昏睡去。 在依然弥漫着华夏优越感的氛围中，洋务派属于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大变局的群体。李鸿章富有代表性地把这种大变局描述为“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3] 类似言论在这一时期相当普遍，一时间“变动”、“变局”、“变端”、“创事”、“创局”等概括性术语，应运而生，体现着一颗颗慌恐不安的心灵。应该看到，没有这些上层洋务派官僚的危机意识和创业精神，洋务新政能持续30年之久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中体西用”平台上放射的“同治中兴”之花，其目标无非是梦想再现康乾盛世和三代之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与东西方差距的本源。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4]。然而，梦醒时分未必就是理性自觉的开始，维新派把自己的理想与封建皇权捆绑在一起，始终未能结出君主立宪之果。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无法胜任使中国走出中世纪黑暗的历史任务。曾为一代人之师表的康有为在其晚年竟成为封建皇权的卫道士。开辟历史新纪元、建设新国家的使命历史地留在了20世纪。 二 世纪更替，强化了时间流逝和历史变迁在人的心灵中的投影。跨越世纪，实质上意味着人们审视历史、民族和自我角度的重新调整。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对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首先表现在以“20世纪”命题的文字日益增多。根据章开沅先生的统计，当时“除《20世纪大舞台》、《20世纪之支那》两种杂志先后创办以外，在各报刊发表的文章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开智录》，1901年）、《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 《二十世纪之新鬼》（《清议报》、1901年）、《二十世纪之太平洋》（《浙江潮》第2、3期，1903年）、《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浙江潮》第 3、6、7期，1903年）、《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号，1903年）、《二十世纪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5号，1903 年）、《二十世纪之新主义》（《政艺通报》第14至16号，1903年）、《二十世纪开幕绝东战事之预测》（《游学译编》第8册，1903年）、 《〈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支那》第1期，1905年） 等。”[5]他们放眼四望，上下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