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D822.3；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1—0044—08 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晚9时）， 中美双方同时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它最终完成了自1971年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军事方面的友好交流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战略意义上，它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然而，值得研究的是，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转折，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在时间上恰巧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完成的国内政治转变相重合。也就是说，当中国人民迎接新的一年来临时，他们正欣幸地面对着两个意义非凡的重大转变。 当然，这不是纯粹的历史巧合。 以往的研究，大多着重于从外交史的角度，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较少在国际国内两方面的结合上来研究这一历史转变。这或许会影响人们理解历史的深度。此外，近来美国学者利用新解密的档案，对中美建交的所谓“确切动机”问题作了完全美国式的分析，并在学术界形成热点。这也是中国学者不能不予以关注的。本文试图利用各方面新披露的材料，对这两个转变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果作初步研究，以期引起人们进一步的讨论。 一 促成国内政治战略的重大转变，必须根据对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作出的客观准确的判断，争取有利因素，化解不利因素，从而达到预想的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领导核心对国际因素与实现工作重点转变关系的分析，实际是在经济和国际战略两个层次展开的。前者着眼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观察；后者则着重在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划分，以及如何制衡霸权、护卫国家安全等等。这两者都同对美关系有着重要联系。 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关注，是伴随党的工作重点要有所转变的想法出现的。邓小平不仅首先提出揭批“四人帮”“总要有个（时期）限制”的问题（注：1977年8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个限制。”这个提法已经含有了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意思，同后来他多次所说“运动总要有个底”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但当时还不可能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而且倡议人们虚心记取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教训（注：邓小平于1977年5 月即指出：“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当时他还未正式复出。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页。）。此后，在中共十一大和五届人大两次重要会议上，相继肯定了要用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规模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由于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确定，对外开放的思路和走出国门的尝试一时成为潮流。仅1978年，即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到达51个国次。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8 个国家（注：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有人形容， 这是当代“睁眼向外看”的一次高潮。 走出国门后人们获得的共同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确是大大落后了。其差距至少在15年至20年之间。另一方面，人们在出访中也观察到，目前国际上正出现一个有利于我的发展时机，许多工业国家正期待着我们打开巨大的市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国，在度过了战后20年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后，开始走下坡路。从1974年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社会呈“滞胀”状态（注：宦乡：《关于当前世界形势的几个问题——1978年9月13 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的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期。）。为此， 西方主要工业国除大力开掘国内市场外，不得不更多地眼光向外，为闲置资本寻找出路（注：当时估计，世界上的游资约有几千亿美元。）。这种情况在1978 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国家时，表现极为明显。当时联邦德国的两个州当场允诺向中国提供150－200亿马克贷款（注：邓力群：《讲讲我的学习体会》，1978年10月2日， 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显然， 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我的经济形势。 1978年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注：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两个月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国际形势的发展，也要求我们抓紧有利时机，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现在……第二世界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多做生意……甚至美国也要求同我们发展关系，多做买卖。西欧、日本和北美的资本家，看到我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都抢着和我们作买卖。像这样的大好形势，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要善于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注：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10日。） 这两个讲话充分肯定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突出了时机问题和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应该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出现，除纯经济因素外，还主要是由于7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缓和所造成的适度政治环境，它使我们能够争取到同世界绝大多数工业国家友好相处，杜绝了“四面出击，多处受敌”的不利状况。对于经济建设说来，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美关系的因素事实上是在一种大背景上发挥着作用。在获得了较好的外部政治环境后，我们首要的任务当然应该是增大对外开放的勇气和意识，敢于接受和吸取世界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显然，这一点促动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