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一、学术中西兼融的时代课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学术革命的思潮。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开始对传统学术展开批评，都提出了对新的学术形态的设想。例如梁启超指出原有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学术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只有摒弃帝王中心论的正统观念，形成以国民为核心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使旧学术走出困境。同时，旧学术不注重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从中很难看出历史演变的规则，而“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活动之现象，而求其公量、公例之所在”（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章太炎也认为新的学术必须重视对历史发展线索的把握，必须“熔冶哲理”（注：章太炎《訄书》重刻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而中国传统学术对于历史事实内在规则的归纳比较欠缺，即使在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这样的典志著作中，也没有明确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学术革命的倡导者们反思中国传统学术的种种不足，认为对学术发展的哲学思考不足以及学术方法的自我意识的缺乏，是造成中国传统学术相对落后的主要因素。梁启超指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学术研究者如果没有对人类社会历史比较深刻的洞察，没有深厚的哲学修养，就不能成为优秀的学者，同时就不可能形成有创造性的学术。王国维也说，中国学问长于实践，而西方学术则“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于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按照他的看法，凡对事物能够运用抽象的思辨、采用综括与分析二法，“求其原因，定其理则”，“使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才取得了学术上的自觉地位。 向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学习，是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译介了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边沁、霍布斯、斯宾挪莎、培根、笛卡尔、达尔文等人的思想学说，他甚至指出西方近世与上古、中古的区别主要是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变革。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推理演绎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两个基础，直到康德才“和合两派，成一纯全完备之学问”（注：梁启超《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因此，中国学术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学术，就必须借鉴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研究，无论是历史学、哲学、文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开始了吸收西方学术、改造传统学术的艰辛的历程。 二、五四时期对中西学术兼融的理论深化 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命思潮，虽然提出了中西学术兼融的时代课题，但中西学术到底应该如何融汇，当时尚不能作出明确的解答。在学术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学术现象，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学术现代化的理论课题。从学术的哲学反思来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学术理论是社会进化思想。“进化”一词充斥当时的学术研究著作。但社会进化论毕竟不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主流，而且随着人们对社会进化理论了解的深入，中国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它的不足。章太炎在用进化理论创作新编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就发现进化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历史。1908年他发表《四惑论》，其中就把进化视为主观幻象之一。他开始对中国学术如何吸收西方学术哲学进行反思。他认为任何哲学理论，都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不能把它们当作是普遍适用的原理。他曾阐释“条例”（理论）与具体历史的关系说： 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被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注：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别录》卷二。）这就是说应该反思西方学术哲学对于中国学术的适应程度，应该更加关注中国学术研究的自身特点。 从学术方法的变革过程来看，尽管在当时的学术研究中人们所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但这些尝试都是比较粗浅的。例如地质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的方法都被运用到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但这些方法的运用也产生了一些流弊，一是由于中国历史比欧洲历史的上限要长，受欧洲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在许多学者之间弥漫一种疑古思想；二是在运用西方学术方法时，有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先后认识到，在结合中西学术方法的时候，也需要有所甄别和选择。章太炎甚至对西方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认定这些方法比中国乾嘉时期的朴学，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中国学术到底要不要向西方学术学习，到底应该如何学习，基本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主张继续学习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例如胡适，他认为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的学术精神绝对不可能从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发展出来。这就需要大力提倡实用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主流以外的墨家、名家中去寻找，“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第二种则主张向传统学术精神与方法回归。如章太炎与刘师培，他们认为传统学术有极其深厚的道德信仰，有以乾嘉朴学为代表的实证精神，如果能够把传统学术的道德理想加以继承发扬，能够完善传统学术的体例与方法，同样可以形成中国传统学术的新面貌。第三种则主张，要打破学术理论与方法的中西之别，把中国传统学术的优长与西方学术的优长，都视为学术进步的真理。王国维在1914年《国学丛刊》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