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历经10年浩劫，人心思定，人心也思变。如何正确处理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10年动乱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继而恢复和发展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人们把目光聚集“文化大革命”的轨迹，重新审视它的时候，无论如何回避不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一笔政治遗产。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重大课题，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严肃地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然而，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却先是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继而在党的十一大明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党内一些同志在“维护毛泽东决策”的旗号下，仍力图维护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本应开始的历史转折未能立即启动，拨乱反正工作无法深入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两个凡是”的坚冰。当复出的邓小平率领全党深入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之际，党内外却又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新中国30年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拼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某些人，妄图把中国刚刚启动的改革车轮引向歧途。但就党内外持有两种不同错误倾向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就他们的认识而言，实质却是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作祟。两种观点都不懂得或不愿把毛泽东的功绩与他的错误区分开来，把毛泽东的一生与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区分开来。而能否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能否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能否走出危机和迷误并开创新局面的关键。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关键历史时刻和复杂形势面前，邓小平率领我们党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认识、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这个历史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既然两种错误倾向的认识根源主要在于思想路线的错误，那么，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关键就在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还在正式恢复工作以前的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给中央写信指出，必须准确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5月，他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是错误的。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邓小平以极大热情支持了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以此开启了全党思想解放的闸门。 另一方面，针对解放思想大形势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议论，特别是针对一股刚刚露头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想倾向，邓小平明确指出：“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9月，他两次对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亲自领导和主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定稿。他先后9次对《决议》草稿提出重大修改意见，并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应是整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他着重强调，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进行恰当的批评，决不能搞“两个凡是”，但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生，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决不能丢，否则，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决议》的制定，表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一重大课题初步完成，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 列宁曾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的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同样，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又必须对自己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正确评价。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历来是一个敏感而又重大的问题，苏联甚至东欧国家政局的长期不稳定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这一严重历史后遗症，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为苏东剧变的重大诱因之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既对多年来的“左”的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确保了历史转折关头党、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