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注：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第418—42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年—1937年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一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二为培养青少年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三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个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月26日于永新城）， 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9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注：《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 日），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03 、101页。）， 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注：《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 月23日），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03、101页。）。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注：《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 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03、101页。）。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注：《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 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03、101页。），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著特色是它的阶级性的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3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3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注：《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278—279页。），占总语汇比重的约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1934年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 人， 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的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60%（注：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8—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