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50年，5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文革”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注：《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第4页。）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注：《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第6页。）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注：《陈云文选》下卷，第221页。）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 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9册，第216页。）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6册，第566页。）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8册，第172页。）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6册，第661页。）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