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完整地说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很难把目光仅仅局限在1937—1945年这8年时间，因为这8年之所以能够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国共关系，是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开始的，而这种关系的结束，又是到1946年才最终结束了的。这也就是说，谈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当然，既然是国共关系，就不完全等同于“国共合作”，因为合作一词实在无法完全涵盖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概述的研究时限当从1936年起到1946年止，讨论的对象则是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 一 国共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起源于80年代。记得最早看到有关国共关系的一个小册子，还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写的《国共合作》。但那里面对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包括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问题，几乎没有多少新鲜的史料，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注：〔日〕波多野善大著，罗可群译：《国共合作》，广东档案史料丛刊（增刊），1982年版。）当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并形成一部著作，日本学者还是开了风气之先。 严格地说，中国学者并非没有研究过国共关系史，只不过，它从来都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内容之一，因为任何中共党史著作和中国革命史著作几乎都离不开对这一关系变化的说明。只不过，在80年代以前，这种说明通常只是作为毛泽东英明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实现的对象而附带出现的。甚至，就连抗战期间是否存在着“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史著作也语焉不详。它们提到了红军改编，但对红军为什么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做任何说明；它们强调说蒋介石“阴谋地计算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军阀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势力”，为此“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去担负最前线和敌人后方最严重的作战任务”。但蒋介石为什么竟然能够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是如何“假手日本军阀”的，以及所谓最前线和最严重的作战任务是什么，也没有做任何解释。（注：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8页。） 把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叫做“国共合作”，似乎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是邓小平在这一年从和平统一台湾的角度公开讲：“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注：转见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670页。）邓小平的讲话不仅肯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概念，而且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的展开。 从“文革”结束后到80年代初，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重心基本上都还集中在党的创立到红军长征这一段，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抗日战争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至少在1985年以前，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来之前，无论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都很少有比较成熟的成果产生。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尚未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太少。结果，这个时候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只有几个部门的人，一是全国政协研究室的相关人员，因为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西安事变的研究，按照规定是由全国政协直接领导的，大部分相关的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都保存在政协，因此他们那里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研究人员，因为按照规定，他们所在部门保管着一些内部出版的成套的党内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等。另外就是中共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他们自然有近水楼台之利。这段时间能够发表一些有史料内容的研究成果者，大都是在这些部门工作或曾借调到这样的部门工作的人。如最早披露出部分具有相当价值的西安事变档案文献资料的申伯纯、丁雍年等；最早发表有关1937年国共和谈文章的李良志、杨圣清；最早系统介绍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工作方针的曹雁行、蔡霆光等。（注：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2期；杨圣清：《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两次谈判》，《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曹雁行、蔡霆光：《皖南始末》，《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984年《文献和研究》杂志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的《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一文。（注：李海文：《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第7—8期。）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人们只是通过吕振羽1980年和谌小岑1981年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此前蒋介石、陈立夫、邓文仪等人的回忆录中，约略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注：吕振羽：《南京和谈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陈立夫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此文第一次利用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部分珍贵档案，披露出国共两党1936年秘密接触的一些细节。几乎同时利用了相同的档案资料进行这一研究的还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李坤。（注：李坤的研究似乎早于李海文，但文章发表却晚于后者，且只是未刊稿的缩写。见李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未刊稿）；《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8期。 ）李海文和李坤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