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1999）03—0020—04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始，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鼓舞下，长驱直入，很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回顾历史，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占领区维持其统治，使中国人民的抗战延续长达八年之久，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与牺牲，是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伪军集团的罪恶行径分不开的。据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报告称，截止1947年底止，汉奸案经侦察起诉者计30 828人，不起诉者共计有20 718人，起诉后经宣告无罪者6 152人，科刑者15,391人， 此外被通缉者尚有数千人[1]。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统计，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伪军改编为“自新军”的共有238 996人， 将保安团及游杂部队整编拨补779 116人，这样共收编伪军及游杂部队1 018 112人。而此时“日寇在华兵力共有34个半师团约56万人。”[2] 多么惊人的数字！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出现如此众多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用以灭亡中国的罪恶工具的帮凶、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在中华民族史上乃至世界民族史上都是少有的。是中国百余年近代史上的一个怪胎和毒瘤，实在值得我们深思。以汪精卫为首的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叛国投敌，在主观和客观上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拟从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因素入手对其进行简单分析，期为前车之鉴。 一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征服中国做为其基本国策和进行国民教育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文化上形成了一整套侵华战略。1938年7月8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其方针是：“如中国政府不对日屈服，日本须更加集中国力，即将作战、内政、外交、经济、策略、宣传等国家的一切努力，都集中于击溃中国现中央政府或使其屈服。”[1] 在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策划后，1931年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三省。为掩盖其侵略野心，1932年3月炮制了伪“满洲国”， 扶持建立了溥仪伪政府。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胃口大开，1937年，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相继侵占了我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区。为了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华北日军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建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 华中日军也在南京建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维新政府”。在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在内蒙、察哈尔及华北地区，相继建立了各地的伪政权，并在1939年9 月将其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侵华日军的这些行动，正是体现了日本灭亡中国，实现其独占中国的既定的“国策”。1938年1月16日， 日本首相近卫在其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就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5]1938年7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在政治上积极帮助亲日反共势力，同时策动抗日阵营内部崩溃，酿成和平气氛。在扩大和加强亲日政权的同时，尽快使这些政权统一为一个政权，真正成为中国中央政府，使内外不得不承认其是实际上代表中国现中央政府的新政权。为此，他们一方面继续在其占领区内策动吴佩孚等人出任“新政权”的首要，以加强伪政权的政治实力，但遭到拒绝；另一方面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策动和诱使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汉奸势力反蒋降日，并且终于获得成功。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分子，如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在日本的诱使下，公然于1938年12月脱离重庆，在日本的扶植下，于1940年3月30日， 以“还都”名义，在南京建立号称“国民政府”的傀儡组织。并且诱使一批高级将领及军队追随，使抗日阵线不攻自破。而在伪府成立前日本就已相继收买了若干游杂部队及忠义救国军，这样伪军也就成立了。 抗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强于我国，加之其军国主义的思想，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不断高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由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使不少人从思想上认为日本是不可战胜的，战争只能促使中国灭亡。九一八后张学良曾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蒋介石也曾密电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3]。尤其在广州、武汉沦陷的形势下， 许多人更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如果日军继续进攻西安与宜昌，国民政府将无处可退。于是由民族失败主义而发展为民族投降主义。在他们看来，与其彻底失败，不如就此按照日本要求的条件停止抗战，实现“和平”。特别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暂时优势，以及对东南亚及太平洋广大地区的占领，在客观上给中国的抗战以极大的困难，不仅使中国仅有的国际援助路线和据点全部丧失，而且也断绝了南洋华侨对抗战的援助，由此促使在敌后的一些国民党军事将领相继率部投敌，参加汪伪政权，因此伪军不断扩大，1942年2月起，先后投敌的国民党重要将领有孙良诚、 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荣子恒等。孙良诚对抗战毫无信心，一直脚踩两只船，1940年2月初，在汪筹措伪府时， 即派其部军长程心明前往上海，开始与汪精卫、周佛海暗中联络。孙殿英本为流氓军阀，1940年2 月，曾派代表与汪伪接触，日军为促使孙投敌，曾于1942年6 月对太行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结果孙部第三师师长刘月亭被俘投敌，但此时孙殿英仍犹豫不决，不敢公开参加汪伪组织，1943年4月， 日军再次进攻，孙被俘后，宣布投敌。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罪恶目的，非常重视对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侵华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对中国教育文化机关肆意破坏摧残，不管是战区的还是远离战区的，都遭到轰炸。据统计，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108所，到1939年春，移往内地的有53所， 学校的一部分移往内地的有17所，有8所学校仍在日本的占领区[4]。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一直喋喋不休地鼓其如簧之舌，宣称要与日本实现“和平”，甚至称这种“和平”不仅仅是一时的，而且是“永久的和平”。他妄称：日本决无侵略中国之意，中日战争只是一种相互的误会，是兄弟阋于墙。汪伪集团为兜售其降日卖国的汉奸谬论，非常重视利用报纸、电台、广播、音乐、电影、图书等传播媒介。为加强对沦陷区民众的奴化宣传，对新闻出版电影等实施统制，规定所有报章杂志都要接受日军报导部的新闻检查。汪伪政权尤其重视通过各级学校，特别是在大、中、小学推行“和平反共建国”的反动纲领，灌输卖国投敌思想，实施奴化教育。各沦陷区的大中小学教科书，经日军强令修改，删除所有有关抗日、反日的内容，改以亲日、媚日的文字。其根本之点就是泯灭青年的民族意识、消除抗日的意识，使青年的思想与行动，与日本所提出的侵略主义，即“建设东亚新秩序”意识吻合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