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1999）04－0033－10 “民主”是五四时期新知识界乐道的话题，也是他们倾力以求的目标，而《新青年》则是其时宣示民主精义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所呼唤的民主，是中西文化相激相荡、相斥相吸的产物，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处在艰难困顿关口应运而兴的。站在古今中西交会点上的五四一代新知识界，走出“托古改制”的故辙，直接借取西方近代民主，又对欧美林林总总的民主理念、纷繁多歧的民主制度有所选择，有所阐释，而之所以作此种选择、此种阐释，正受制于中国社会自身的条件，由此形成其民主诉求的特色。考察这种渊源有自、流传广远的特色，是一项饶有兴味的课题。因笔者尚处初探阶段，又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提供一个框架性思路。 1 中华先民在原始共产时期曾有过原始民主，《尚书》等古典对此保留着记述，但自建立国家以后，政治生活中便没有“民治”，而只有“治民”。民主无论作为一种思想理念，或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都难以在现代以前的中国国家传统里找到可资效法的完整标本，连“民主”这一词汇也是舶来品。中国古籍时常出现的“民主”，或作“人主”，意谓“庶民的主宰”、“人民的主人”，与今所谓“民主”（人民主权）恰成反义。汉语系统中本无今义“民主”一词，正反映了建立阶级制度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未曾实行过民主政治的事实。民主的希腊语是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a ）组合而成，全意为“人民的权力”，包含人民拥有权力，同时人民行使权力两层内蕴，与少数人充任人民主宰的独裁政治相对应。“民主”一词出现并存留于欧西语汇系统，既是对两千年前左右希腊、罗马城邦民主的历史记忆，也反映了中世纪末期以降欧洲民主政治云兴霞蔚的现实。民主的英语为democracy，汉语音译“德莫克拉西”， 其流行于中国新知识界，得力于《新青年》的宣扬之效。 陈独秀（1880—1942）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并于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中国青年“谨陈六义”，其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含有突破专制奴役， 追求民主（文称“人权”）的意味。该文指出，“人权”（即民主）和“科学”“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共同构成近代欧洲文明要件，“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氏这番横议，其论点论据均从“近世欧洲历史”引出，又鼓动国人“直追”欧洲人之迹，全然一种从天外窃火给国人的普罗米修斯姿态，而所窃之火便是民主与科学。 《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更名《新青年》，1916年迁至北京出版， 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喉舌，并因批判旧礼教、旧文化而遭到封建卫道士围攻，被罗织“覆孔孟，铲伦常”等罪名，陈独秀遂于1919年初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内称：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2]这番气势如虹的文字，显示了对于民主和科学的万分景仰，并满怀信心地以之向论敌挑战，大有因真理、正义在握而横扫千军的气概。文章进而指出：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 陈氏这篇富于论战色彩的文章，将民主和科学视作近代文明的精髓，它们是西洋人的创造，也救治并振拔了西洋人，今天正可用以救治并振拔陷于中古黑暗的中国人。陈氏的谠论充分表现出其理念的外铄性，这正是《新青年》民主诉求的一个显在特征。 中国人对民主的追求当然不是始于五四。早在19世纪中叶，魏源（1794—1857）、徐继畲（1795—1873）等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就绍介过美国、瑞士的国体政教，并对其颇为欣赏。有的论者认为，魏、徐辈赏识美国、瑞士政治制度便是早期的民主诉求，我以为这种评价稍显牵强。其实，魏、徐辈推许瑞士的公举公议、美国的传贤不传子的总统制，不过是他们以为在西方找到了与中国古典保存的原始民主遗迹相呼应的材料，因此发出赞叹，如魏源称瑞士“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是“西土之桃花源”[ 3]；徐继畲评议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4]（P201）魏、徐辈抒发的是诗意式怀古幽情， 而并非真实理解民主政治后的服膺之论。 中国人较为实在的民主政治讨论，始于某些洋务大吏的觉醒，如郭嵩焘（1818—1891）出使欧洲以后对英式宪政的推介，张树声（1824—1884）辞世前夕对立宪政治的称许。 而进一步具体化， 则由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00）等早期改良派展开，到戊戌维新健将那里，方声势大张。通观从冯桂芬到康有为（1858—1927）的民主政治言论，可以发现一个共通之处——未离“托古改制”故辙。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反复论证，西方政治中畅达民欲、与民协商乃至设议院诸义，在《周易》、《尚书》、《周礼》、《孟子》等中华元典里早已有之。康有为则借《周易》“群龙无首”之说附会西方民主，称“群龙无首之义，必如瑞士之公议内阁，主议长而不立总统，乃为至公”[5]。康氏1905年访美，于华盛顿墓前作诗， 将华盛顿与中国的尧、禹并论，认为这中外三人是民主楷模。梁启超（1873—1929）还直接将孟子思想比拟西方民主：“《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各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6] 因介绍西方思想而被称作“近世玄奘”的严复（1854—1921），也赞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是“古今之通义”，与西洋关于“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的思想别无二致。[7]（P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