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新时期以来，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也从以往的单一叙事为主转向了多元共生的局面，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探索。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感到了一种责任感，这就是对文学史的写作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对支撑文学史总体框架的史学观念具有清醒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自觉。《文学评论》编辑部最近分别与福建师大文学院、福建社科院文学所和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合作，相继举办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90年代文学思潮暨现当代文学课题研究”讨论会等学术会议，学者们对文学史写作的史学架构、理论预设、价值评析等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展开了充分深入的探讨，以便为下个世纪的文学史写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研讨中，学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一些在今后文学史研究中值得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大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建设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研究的成果不应低估，但研究中的过分依赖政治，体例呆板划一，把极其丰富的精神审美活动狭隘化为题材史、政治思想史和作家个人史，缺乏长时段观念等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而80年代以后提出的一些命题，又因其浓重的西方话语意味而不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际。新的文学史研究应以“中国化”为命题立意的出发点，充分注意新旧中西文学之间的承传变异关系，在比较中发现价值，在过渡中寻找规律，从而构建起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现当代文学史。董之林谈到，文学史的写作容易受政治形势变动的左右。比如在“文革”前，《创业史》被称作是回答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及这场革命是怎样进行的一部史诗；而在以后的历史语境中，那一场农村合作化运动已经被证明是历史的失误，《创业史》的文学地位也相应地被贬低。这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政治决定论。张志忠说，一些作品由于在文学史所起的作用而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也一定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就带来一个延伸的问题：文学史写作主要研究的应该是作品的影响史还是作品的价值史。另外一个问题是，文学史研究的应该是文学现象史还是价值史？如果是前者，是否意味着作品的审美价值将缺席？如果是后者，丰富的文学现象是否应该被简约为价值史？肖鹰提出，文学史写作从政治层面延展到历史视域是视野的扩大，但同时还必须注意到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胡明说，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总是以教材的形式出现，几乎都是集体写作，这种写法实质是服从“大一统”的叙事模式；而在90年代出现了个人化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个人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成为可能，这就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开启了一个多元的、对话的话语空间。有的学者认为，每个文化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不同的时代认同不同的经典，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而文学史研究就是以新的文学观念和感悟重新遴选、诠释经典，从中阐发我们对文学史发展的新的看法，表达我们个人和时代对文学的新的选择和追求。文学经典不仅有时代性尺度，而且还有个人性尺度、恒定性尺度，同时还存在着对文学类型把握的问题。我们必须有经典的多种尺度，才能说明文学经典问题上的矛盾性、复杂性；而文学类型千差万别，我们对其性质的把握则是理解文学经典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关键。还有的学者就文学史研究提出如下几条原则：一、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分开，对历史事实坚守其客观性，对历史的认识则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无限变动下去；二、承认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即有相对真理的价值，不否认旧认识在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忽视其局限性；三、用积累的方式来处理新认识与旧认识的关系，不是抛弃和打倒，而是增添，以层垒地造成知识的高塔，使人们不仅看到塔尖，也看到各层次的独具的风光；四、学术史进入文学史，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应该并行。 学者们议论颇多的一个问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价值评判与相对主义问题，因为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不可能仅仅是一堆历史资料的辑录、保存和收集，同时也是这些文学资料的解释，其背后必定蕴藏、包含着选择、组织、支配历史价值观念。文学史之所以始终是激烈争讼的漩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事实的不同认定。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取舍、确定等级，无不包含着修史者的主观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来自修史者的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包含着修史者的利益和欲望。这种差异是存在的，没有价值判断，批评家就会降低为读者，作品就变为材料。从价值判断出发，文学作品的文学史评价所必须回答的就不仅是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写得怎么样。但也有人认为，价值判断不是随历史风云变幻而飘荡的无根之萍，毕竟我们是不断地在历史之中学习，历史语境固然不断变迁，但新的历史语境总是包含着对于已成为历史的语境的继承，因此我们总可以从历史的不断积累之中归纳出在相对意义上超历史语境的价值判断和评定标准，而对于文学史这种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相对稳定的艺术价值或审美价值。文学史写作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有其等级序列，应该试图去找到支配性的、为大多数人所共同遵守的规范，阐释应该挖掘其本意，对历史进行合理阐释，从而形成共识，使文学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针对价值判断有可能从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的危险，一些学者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有人认为，文学史首先必须进入历史语境，并在历史话语与现有文化体系之间协调。如果文学史与这个历史语境之中的哲学和一系列社会科学脱节，历史语境的压力将迫使人们“重写文学史”。其次，文学史写作必须企求这个历史语境之中的最高的认识水准。也有人的思路是，为避免总体的大叙事的文学史的困难与限度，可以从小叙事切入，着眼于一些具体的、多样的和富有特色的修史路径，不是从某种先验的历史观念或本质主义立场出发，而是从具体入微的特定文学现象入手，贴近经验方法，在自下而上的思考路线中，作为历史阐释的根据的那些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这样的小叙事不仅有助于把握历史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叙事的多元化和差异提供了更多可能。 研讨会上，学者们表现出清醒的问题意识与问题思考的成熟和深刻，人们自然也会相信，在新的世纪里，学者们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将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历史与人性发展历史的实际，从而也渐近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