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北京日报《文艺周刊》、北京作协、北京文化热线网、北京汉风广告公司联合举办了“京味儿文学研讨会”。作家林斤澜、赵大年、毕淑敏、徐小斌、刘庆邦、星竹、陆涛、袁一强、赵凝、丁天、田柯、凸凹、学者陆昕、焦国标、编辑隋丽君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就“京味儿文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北京：心理认同与文化批判 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因此对于“北京”的文化阐释，是“京味儿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会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学者们对“北京”朴素而直观的理解。 “老北京”、满族作家赵大年系统地回顾了北京的历史：北京最初发端于琉璃河（“北京人”的故乡），之后为蓟城，为辽代京都时称“南京”，拥有30万人口；为金代京都时称中都，以北海太液池为中心；为元代京都时称“大都”，以积水潭为中心；明代永乐18年，永乐帝带来能工巧匠3万人，按汉代建制建立了北京城；到清代， 北京更是成为南北交融的通衢大邑。明代嘉靖帝提出了要有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这种语言即“官话”，也就是北京话。赵大年认为，北京语言得天独厚，历史上五、六次的民族融合，使这种帝都语言成熟文雅。北京漫长的历史积淀下来博大精深的京味儿文化，它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四个部分组成，而这些文化也是由历代各地的文化精英在京城汇聚、创造出来的。赵大年认为，京味儿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中华民族大文化的集中和代表。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北京人养成了“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的“自由”的文化个性。在北京，既有宫廷，又有很发达的平民意识，从语言的应用上可见一斑。比如什么人都可称“爷”——上至“万岁爷”，下至“板爷”、“倒爷”、“兔爷”，等等。一旦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北京人就会表现出惊人的团结与大仁大义大勇，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风骨的余韵。 学者陆昕指出，北京是一个包容性和吸纳性极强的城市，由于近千年王朝时代的科举取仕制度，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空气，使北京人善于和有竞争力的外地人和谐相处。另外，北京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即使在市井之中，也守着一种坚定的道德准则来生活。他认为，北京在全国优越的文化地位是毋庸讳言的，外地人多有“只有在北京出名才算出名”的朴素观念，从一个侧面表明对北京文化层次的高度认可。 对于北京人的这种高度的心理认同、学者、杂文作家焦国标表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他指出，千百年的帝都文化不仅造就了北京人的仁义勇，更造就了他们的世故和奴性；不仅塑造了北京城“通衢大邑”的物质特征，也塑造了这个政治中心曲折幽暗的精神特征。比如旧时京城地名多以“安定”、“平安”命名，这与统治者内心的期望有关，是一种“语言巫术”；北京街道平直，与官场曲折、角落太多恰成对照；官衙厅堂之上所悬挂着的从封建时代的“正大光明”到本世纪上半叶的“天下为公”，恰与统治者的真正动机与行为构成“表里不一”的对应关系。在《京味儿现象：一种群体自恋》一文中，焦国标曾经分析过北京儿化音的社会政治文化底蕴：“皇城根儿的北京人说话儿化一切，但是谁也不敢把北京读成北京儿……北京城的九门……哪个都不儿化，可是东便门儿、西便门儿谁也不把它们不儿化……他们更不把皇上儿化成皇上儿，把皇帝儿化成皇帝儿……不说大人物，便是那些“现管”，如局长、处长、科长、主任、经理、老板，北京人也决不把它们叫成局长儿、处长儿、科长儿……由此大致可以得出结论说，“皇城根儿的北京人是世故的、长官崇拜的，只在那些小人物上儿化。”对于北京人作为皇都子民的心理优越感，焦国标指出，这是一种帝都崇拜，它是帝王崇拜的延展，这是一种以地域为核心的群体自恋，而不是一个现代平民社会的东西。当代北京人需要对这种“帝都优越感”保持距离和警惕。 “京味儿文学”如何界定？ “京味儿文学”是一个用得烂熟的词，但是在概念上如何界定，多年以来一直纠缠不清，此次会上也见仁见智。赵大年说，当年“京味儿文学丛书”编委会给“京味儿文学”归纳了四个特点：1、 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这是第一要素；2、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因此， 京味儿文学是地域性的文学。《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以及老舍先生的作品是京味儿文学的颠峰，体现出北京语言崇高的美学境界。 作家袁一强指出，“京味儿”另外的重要特点是幽默和大家气派，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质素。学者陆昕则认为，“京味儿”就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这种北京人的“集体无意识”，应是京味儿文学的表现对象，但至今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多的优秀文学作品问世。 对于“京味儿文学”这种地域化和传统化的理解，一些青年作家有不同的看法。陆涛认为，京味儿文学应当是一种人文精神。任何文学都是从共性中寻找个性，从个性中寻找味道，而这个“味道”就是地域文化和人格力量在文学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气息。但是随着北京作为国际大都会的日益现代化的发展，原来正统意义上的“京味儿”事物必将慢慢衰落，新的“大都市文化”却将应运而生，因此“京味儿文学”就应容纳更丰富的意蕴，寻找和建立大都市的文学精神。毕淑敏也认为京味儿文学概念应该更开放和大气，让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流向在此有更多的表现，输入更新鲜的血液。 对于将“京味儿文学”概念的外延扩大化的主张，青年作家田柯持不同意见。他指出，京味儿文学、京派文学和北京地区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京味儿文学是北京文学的一个分支和一种传统，它在挖掘、展示皇城根儿子民的生活和心态上有独特价值和发展余地，但是对于表现“新人类”、大学生和中关村人等普泛化和现代化的人物与生活，却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他认为承认这种限度，保持其个性，才能使京味儿文学的形象更为鲜明。 至于“京味儿文学能否和现代性兼容？”这个问题，赵大年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的涌入，中国新文学一直没有停止吸收现代文明的营养，“京味儿文学”也不例外，《红楼梦》之后有老舍，老舍之后还有林斤澜、邓友梅、刘心武，直到现在的王朔，事实证明“京味儿文学”一直是在承续衔接之中。说起老舍，赵大年指出，老舍先生是用英文写过小说的作家，但是他的汉语白话小说却一点看不出洋味儿来，这叫“大洋若土”；现在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正相反，由于中西文化的修养都不深厚，写得很有些“大土若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