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派武侠小说，学界毁誉不一。本文试图从香港文化语境的角度阐释新派武侠小说的品格：1949年以后，香港继承发展了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商业性既激发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也制约了它的内容风格；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独特文化语境又衍生了金庸、梁羽生的现代观念，他们对于农民起义的不同观点，对于“夷夏之辨”辨析、对于伐恶复仇的探讨，对于人性的新的挖掘，都是他们对于旧派武侠小说的进一步的文化提升。 一 新派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登峰造极的发展。据说，在世界各地，凡有汉人的地方就有新派武侠小说，它已经成为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化文本，这可说是香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贡献。 新派武侠小说不产生于大陆、台湾，而独独产生于50年代初中期的香港，并非偶然所致，它是香港特定都市环境的产物。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中国武侠小说始自汉代，唐宋明清绵延不绝，可谓源远流长。本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武侠小说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一支而受到了新文学工作者的猛烈抨击，但武侠小说并未因此消失，相反，民国武侠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二三十年代有“南向（恺然）北赵（焕亭）”并驰，后又有“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称雄，还有采撷众长、被后世誉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朱贞木。最具影响的作品前期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1922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历时六年多，轰动一时；后期当属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部小说自30年代末开始一面在杂志上连载，一面出单行本，直到1949年，小说出了55集350万字， 还尚未完成。民国武侠小说的空前繁荣，曾令新文学家们惊叹不已，茅盾就曾撰文描述过上海市民观看由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而成的电影《火烧红莲寺》时的如痴如醉的狂热情景。 这种局面至1949年大陆解放戛然中断。文学工作者无可奈何的事由政权执行起来则轻而易举。新中国禁绝武侠小说。1949—1957年间，虽无新的武侠小说的问世，但还有诸如《三侠五义》等旧武侠小说的重印。1957年之后，一直到1980年，大陆竟没有出版过一本正而八经的武侠小说。那些解放前声名显赫的武打小说家，被迫转变了题材和风格。还珠楼主解放后在广州连载过《游侠郭解》，也是写的侠士，却是严肃的历史小说，不似出自奇幻绝伦的《蜀山剑侠传》的作者之手。曾以《十二金钱镖》名噪京津的白羽50年代曾在香港报纸上连载《绿林豪杰传》，但这部描写农民起义、夹以武打的小说也无法称为武侠小说，听一听作者之言，我们就知道何以如此呢？“写武侠小说，还要有进步意义，有阶级斗争，这样的书太难写了。我这一辈子，写了几十部书，水平怎样，我不敢说，但皆是我随心所欲之作，只有这一部，却是在教师的指挥下写的，于是变成了非驴非马的四不像！”（注：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港]1992年第1版。） 无独有偶，1949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台湾对武侠小说也毫不容情。50年代初，台湾当局以戒严法的名义查禁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作品，武侠小说包括在内；50年代末，台湾当局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出版的新旧武侠小说，计有500多部。 台湾对于金庸小说的查禁直至1979年才解冻，时间竟与大陆相仿佛。尽管台湾方面的武侠小说创作并未中断，于六七十年代还掀起了程度不同的高潮，但台湾当局对于武侠小说的查禁仍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台湾学者叶洪生认为其后遗症有三：“一，斩断武侠小说传统脐带，致使60年代以降有志于武侠创作的文艺青年无法全面继承前人‘遗产’；只能自行摸索或仅靠有限几部老书为范本参考。故在众多武侠作者中，名家虽颇不乏人，但庸劣之作更为充斥，造成若干不良影响。二，基于政治禁忌，大多数武侠作者皆避免以历史兴亡为创作背景；甚至为求省事，干脆将时代背景全部抛开，而相偕进入一个‘不知今夕为何夕’的迷离幻境。于是在此浪漫的‘成人童话’世界里，若辈专写江湖恩怨、纷争、情仇，并以寻宝（包含武学秘籍）与图谋武林霸业为两大主题。三，由于以上的偏枯发展，致使台湾武侠小说大半陈陈相因，难以突破创新；即或偶有佳作妙构，亦可遇不可求。其中惟一的例外是古龙（本名熊耀华），但他的‘新派’作品在独领十年风骚后，却促使武侠小说陷入一个‘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绝境。至于晚近出现的‘超新派’或‘现代派’武侠小说则不知所云，更毋论矣。”（注：林耀德：《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流行天下——当代台湾通俗文学论》，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 与大陆、台湾相比，1949年之后香港的文化环境比较宽松。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英属殖民地，相对来说，香港在意识形态上不具有严格的规定性。这里左“右”派文学并存，对于武侠小说的存在也毫不在意，更毋谈禁绝。相互隔绝的大陆与台湾的文学作品在香港倒能畅通无阻，海峡两岸对于彼此文学的了解往往还得通过香港这块风水宝地。1949年之后不容于大陆与台湾的本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唯在香港继续流行。此前武侠小说的传统、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意识，再加上面向西方的社会环境，香港的这一种得天独厚的开放性，使其成为50年代初衔接本世纪上半叶武侠小说的唯一可能的地方。 可能还仅仅是可能，这只是一种外因，它的实现还须有内因，这一种内因在香港恰恰存在着——那就是其商业化的都市环境。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规律支配社会，政府较少干预。与经济上的“消极不干预”相应，港英当局在文化上采取的是“消极不扶持”的态度。正是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导致了香港意识形态的疏松与文化上的多元。代替了政治上的苛求的是商业上的严峻，在香港，作为一种商业运作的报刊，虽然较少受到政治的限制，但却受商品规律的支配。报刊如不能获利，就无法生存，香港的报刊因经营不善而自生自灭者众多，这也是香港报刊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报刊经营者的所思所想是如何投合读者的趣味，增加销量，连载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正是出自这一需求而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