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年前，当1979年2 月在北京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率先发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谁也未曾料到，它会成为两岸文学汇流的一只报春的燕子（注：据手头资料统计，1979年最早发表台湾文学作品的大陆刊物共有9家，它们是《当代》（第1期、第2期、 第3期）、《上海文学》（3月号、4月号）、《长江》（第2期）、《清明》（第2期）、《十月》（第3期）、《新苑》、（第3期2篇）、《收获》（第5期、第6期各2篇）、《作品》（9月号）、《安徽文学》（11月号），共刊登5位作家的16篇小说，他们是：聂华苓7篇、白先勇3 篇、於梨华2篇、李黎2篇、杨青矗2篇。5人中除杨青矗是台湾本土作家外，其余4人均为大陆至台湾再移民海外的作家。）， 并且带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这并非“微”言耸听。因为在此之前，两岸的分隔和对峙，不仅使分立的两岸文坛彼此陌生，而且互存偏见。就文学研究而言，大陆所有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实际上只是对于大陆文学状况的研究，台湾文学从未进入大陆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据此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多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大部分还只能说是大陆地区的文学发展史。只有随着对台湾文学（以及同时进入大陆研究者视野的香港、澳门文学）的介绍与研究日益深入广泛，读者和研究者才逐渐意识到，缺少台湾、香港和澳门文学的当代中国文学，还不是全部的中国文学。尽管大陆文坛拥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体和作家阵容，在当代中国文学进程上占有如此重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但仅此一端，依然不能涵括当代中国文学的全部进程和所取得的全部历史性经验与经典性成果，还不是一幅完整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图景。 这样一种学术视野和观念的变化，相信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身上，也同样发生过。 因此，如果说近20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上，有着许多重要的突破，那么这一学术视野和观念的调整，应该是它诸多重要收获的一个意义深长的方面。 二 从1979年迄今大陆对于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历时20年。其中前10年，大部分是在台湾的政治“解严”之前，后10年则在“解严”之后。由于这20年两岸社会急骤的变化和发展，前后两个10年的历史语境也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把大陆这20年对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大致地划分为承递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 关于前一个时期，我在1989年发表的《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十年》（注：该文最初发表于《台湾文学观察杂志》创刊号，后收入作者的论文集《台湾文学隔海观》（1995年3月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第1版）和《文学薪火的传承与变异——台湾文学论集》（1994年11月，海峡文艺出版社第1版）。）一文中曾经指出， 影响大陆最初台湾文学研究的有两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其一是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海峡两岸持续30年的严峻对峙由此开始松动；两岸几乎完全隔绝的血缘文化，也由此有所交流。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是在这一松动的政治背景下才得以进行（当然从更深层的背景看，它既是走向开放的政治、经济所必然推动的文化走向，也是分久必合的民族文化所必然呼唤的历史趋势）。因此，在初期，这一研究便不能不寓蕴着一定的政治意味，使它有着超乎研究自身以外的其他价值和意义，在价值取向上也难以完全摆脱特定的政治尺度的影响。其二，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起步之日，恰是台湾乡土文学论争的结束之时。这场深刻影响台湾文学、台湾文化乃至社会进程的思想论争，同时也成为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潮背景。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作为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政治文化运动，其所弘扬的民族文化、本土意识和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批判，对于扭转台湾自50年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改变文学的历史进程和文坛的现实构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场论争所观照的，主要是作为政治层面的文学，而不是本位意义上的文学；它在价值取向上的政治判断，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艺术多元的审美评价；它出于弘扬现实精神和本土文化的良好愿望，在后来被推向极端而表现出某种观念上的偏狭和排它性。但就整体而言，台湾乡土文学论争所弘扬的民族意识和关心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潮，与大陆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有许多契合之处。因此，尽管70 年代末、 80年代初最早带来台湾文坛信息的，是一批由台湾旅居海外，在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上比较倾向于现代的海外作家，使台湾的现代派作家和作品拥有大陆最早的一批读者。但随着对台湾乡土文学论争的介绍，研究的重点便很快转向乡土文学，甚至以之作为“正统”和“主潮”，来概括、评价台湾作家与作品，描述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注：这一变化可以由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出版看到。1980年前后，最早在大陆出版的台湾作家作品集，计有聂华苓的《台湾轶事》、《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白先勇小说选》等，都是台湾旅居海外的作家带有现代倾向的作品。1981年以后的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据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1984年3 月编写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介绍，1981年大陆报刊介绍的40位台湾作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乡土作家，同年出版的《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选》和《望君早归》（中短篇小说选），入选的29位作家中，只有6 人不是乡土派。最近两年出版的2部台湾长篇小说和6部中短篇小说集，有5 部为乡土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专条介绍了赖和、杨逵、钟理和、吴浊流、钟肇政5位作家，也均是乡土作家。与此同时，对乡土文学的研究， 也相应地得到加强。1982年大陆报刊发表的30多篇学术论文，绝大多数是评论台湾乡土文学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第一届（1982年）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所收17篇论文，有11篇是对乡土文学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大陆第一部研究台湾文学的专著《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封祖盛），就明显有着把乡土小说视为主流的褒乡土，贬现代的倾向。） 来自大陆的现实政治背景，和来自台湾的文化思潮背景，都共同地突出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政治意蕴。评价最初10年大陆对台湾文学介绍与研究，我曾指出这是一场最初受益于政治、最终又局囿于政治的要求回到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进程。 事实上，最初台湾文学研究这种对于政治过分倚重的倾向，与同期大陆文学观念的变革趋势是完全相背的。80年代大陆文学观念的变化，是由摆脱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说开始的，力图使文学和对它的研究回到文学自身上来。这一认识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着同样作为当代文学范畴的台湾文学研究，使之在选择和评价上逐渐地从政治尺度转向审美尺度，并重新审视最初的结论。特别进入90年代以后，政治的进一步改革和经济的大幅度开放，使研究者在文化上拥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学术上更为独立、自由的空间。这就构成了90年代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 从台湾社会和文坛的发展来看，90年代比之80年代也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解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给文坛带来很大的震撼。一方面是台湾文学摆脱了自50年代以来被绑在“反共”战车上的泛政治化倾向以后，又在党外政治的浪潮中卷入了另一种形态的泛政治化，甚至推出了以“台独”为纲领的“国家主义”形态的文学，进一步加剧了自乡土文学论争以来台湾文坛的分化。但同时，政治和经济的多元化存在，也推动了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走向。多种不同形态的文学都在台湾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现代都市社会的发展，使消费性的文学依凭庞大的文化工业和文化消费市场，覆盖着整个都市社会乃至它的神经末梢，成为拥有最多文化消费群体的一种流行性的文学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承续传统情怀而融入现代思绪的新的人文关怀，搞起了另一面文化写作的大旗；而“文学新世代”、“更新世代”和诸多名目的“新人类”、“新新人类”的登场，超过曾经一度主导文坛而在乡土文学论争之后进入省思和调整的现代主义，以认同和介入都市的“后现代”立场与艺术手段，揭橥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病变，开拓另类空间；一直默默无闻的台湾先住民在世界性的原住民文化浪潮中，也推出自己的作家，以极富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想像，喊出弱势族群的声音。这一切繁富多样的文学存在，都使人强烈地感到，进入90年代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沿着乡土文学论争中“西化／乡土”“现代／写实”这二元对立和转换的轨道向前发展，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广阔空间，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文学现象供研究者进行分析，从而也将研究者携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