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浩然进入自传体长篇小说创作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进行总结。这种总结更多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浩然及其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尤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二是浩然及其作品在今天的价值。 其结果恐怕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超越狭隘的自私立场，追求客观真理，二是从狭隘自私的党派利益出发，从政治需要或阶级需要出发臧否和品评。 说起“文革”影响，首先浩然是如何自我总结的呢？他说：“要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有的打算。”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文艺界刮起一股风，对我这个人，对我的创作做否定性的批判。此时，我意识到，有必要站出来，自己把自己说清楚：我是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怎样从一个祖辈为农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学这一行，而且要当作家的。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外，其它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我萌生了搞文学的理想，而且越往文学这一行靠拢，干起来的决心就越大，信心就越足，最终把理想变成现实。我闯进文学界，在作家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时，我由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加入协会组织，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我想这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胜利的法宝之一‘农村包围城市’。因此，生活在农村的我就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成了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经济上翻身我翻身，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 “……‘文革’结束时，在国内批判我的初期，不允许我参加会议。……外国人更不让我见面，有的外宾坚持要见我，我们的同志对人家心怀诡计地解释：‘先生，您不知道，浩然不是作家，他连字都不会写。他这个人能说善讲，他的书都是别人替他记录，替他写的。’于是，北美一家报纸在头条发新闻，红字标题：‘一个谜揭开了，中国大陆一个所谓多产作家，连字都不会写！’这种谣言，让我十分伤心，这暴露了他们对‘翻身农民’从骨子里流露的蔑视和轻视！” “有些人千方百计地糟蹋我。当前中国文坛野草杂生，妓女、土匪充斥书摊，他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且自己迷醉于描写旧中国最落后最愚昧的女人裹脚缠足等等‘破烂货’的展览，而对我写的反映建国后农民运动、群众斗争的作品则恨之入骨，不仅大动肝火，还‘以势压人’地对我大加讨伐。对于这号所谓作家、实际小丑，我是最看不起的。” “我当时对我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总结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共产党不犯错误，我比现在好，我会得到更大的进步，我会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我会充分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发挥我的天赋、热情，艺术上有更高的升华。然而，当时我整日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我被歪曲，被利用，被戏弄，还要常常自发地‘在自我头脑中闹革命’！” “这就是我的状态！” “我不被社会所理解，我被文艺界某些人有意地歪曲了，在文艺界制造了我的虚幻影像，至今未能‘平反’和洗清。” “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第一、我的两部作品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对当时流行的创作之风：《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的‘小说样板’是个迎头痛击。第二，他们推行‘样板戏’创作经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阴谋，总觉得有些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片面性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生活开始，从深入生活就强调‘三突出’。所以我到处讲解深入生活，几百场谈深入生活的体验，上百篇文章谈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实践体验。在彼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歪门邪道，没有顺应《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的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把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进行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使《虹南作战史》的路子受到抵制，使它变成无声无色，最后销声匿迹，使群众对正确东西有了希望有了信心。今天看来，在那段历史上，我起过正确作用，不应该认为有罪过。”（《名家》月刊1999年第6期， 李世琦《浩然答本刊记者问》） 其次，人们对浩然强烈反应。 这种反应分两个波次。 第一阶段是1994年，浩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出齐了。此前还有《艳阳天》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作者从1970年12月动笔，历经几度春秋陆续写完的，共分四部，二百余万字。 第一、 二部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部曾在1976年6 月《人民文学》选载。1994年8月，过了近20年后， 在广大读者的要求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金光大道》全四部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一幅灿烂辉煌的农村史画卷全面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名家》1999年第6期，赵润然《浩然应该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