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思和 张新颖 王光东 主持人的话 198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香港，曾在《香港文学》杂志社拜访刘以鬯先生。记得那天老人精神极好，先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谈得兴致好，又移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继续谈。老人详细向我介绍了香港文学创作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也介绍了近二三十年来他在香港主编的几家举足轻重的文艺刊物。但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另外感人肺腑的一幕。当我谈到香港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创作和刘先生意识流小说的贡献时，老人忽而潸然泪下。他告诉我，在香港做一个作家生活相当艰苦，大约每天必须开一二个专栏或者写连载小说才能维持生活。为了养家，他曾经写作了大量通俗连载小说，这些作品他现在不屑一顾，根本不愿意研究者再注意到它们。老人说到这里神色黯然，他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为了生活所迫，应该能写出多少像《酒徒》那样的小说啊。现在每次想起，就会流眼泪，悔也不及了。”语气里含有深深的无奈与惆怅。 常常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也许这话里充满着知识分子的偏见，因为香港的文化是多层次的，像刘以鬯先生得风气之先的意识流小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抹杀的地位。但反过来说，如果以为香港只有少数纯文学才算文学，其他都是声色犬马（余英时语）和男盗女娼（萧统语），似也失之片面。香港文化的多层面与多元性，正表现在它拥有大量丰富的现代读物，并能与流行音乐、影视传媒构成了鼎立三分的香港通俗文化格局。现代读物也非一味的狗经马经八卦，它包含了一定品位的通俗文学，如金庸的武侠和倪匡的鬼怪，都是可以读读的作品。如果只提倡纯文学而不屑金庸的武侠，固然可以是一种文学爱好者的高贵趣味，却不应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态度。十年前金庸在大陆正统学界里尚无地位时章培恒先生写了一篇杂文，论证姚雪垠的纯文学《李自成》不及金庸的武侠，结果引起了两方面的偶像崇拜者的反对，或曰：怎么可以把文学大师比作金庸？或曰：姚雪垠怎么配得上金庸？可见对金庸的通俗武侠小说的评价分歧之大。这分歧后来似越来越大，就不必我在这里饶舌了。 我们这期栏目特意设两篇论文，一篇是从中国意识流小说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刘以鬯先生的文学地位；另一篇则从都市大众文化的角度探讨金庸的武侠，虽然做的是各就各位的工作，也希望以此两端来介绍香港文学的多层面现象。关于金庸的评论现在越来越热，我们决没有趋炎附势的意思，只是觉得现代都市文化中流行音乐、影视作品都是传媒热点，但如何看待现代读物的问题，知识界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谈金庸武侠小说只是开个头，希望以后我们的专栏能进一步深入谈论这个话题。 我很喜欢读刘以鬯先生的小说，但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没有系统读过，也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感受。关于姚晓雷的论文，张新颖先生阅读后写了一个评语，我抄在下面，也作为是我们几个编辑对此文的共同意见：这几年谈论金庸小说的人不在少数，姚晓雷把金庸小说看作是虚拟化的都市民间价值的产物，从这一视角解读金庸作品的诸多特征，称得上是富有新意和启发性的理论探索。文章最后部分批评金庸小说，所谈几个方面都是点到为止，一掠而过，多少给人以言不尽意的遗憾。譬如其中谈到“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物倾向于在不同等级上享受不同的权利”，仅此一面，可以供探讨的空间就很大，其复杂程度也很深。一些“大侠”对武功更进一步和人生境界更上一层的超凡脱俗的追求，与对权力等没有止境的庸俗追求（或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如何隐蔽地纠缠在一起的？这二者又是如何共同作用于广大的读者，却往往使读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地“陶醉”于其中的？诸如此类有意思的问题当引起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 陈思和 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刘以鬯是第一个自觉地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以自身继承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和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进行全方位借鉴并进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成熟的意识流小说的中国作家，可以说他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真正先驱。刘以鬯小说的创新特点则在于：因为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新技巧和艺术方法正与他的文学见解吻合，从而他自觉地、主动地、有选择地将西方意识流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和美学原则来学习，并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运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创作出具有独特的审美形态的意识流小说。从这个角度讲，把他看作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应该是不会引起争议的。 1 刘以鬯可以说是接受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的作家：1948年以前他生活在大陆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化传统；1948年后他到了香港，直接面对着西方二十世纪文坛上汹涌澎湃的现代主义思潮。这就使他比大陆和台湾作家更有优势在两种不同的传统中进行选择，并成功地成为一身既继承了新文学传统而又能在更进一步的层次上进行发展和创造的、既属于香港也属于中国大陆的作家。可以说，就是在香港这块虽然说不上肥沃却生机勃勃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土壤上，刘以鬯在汲取异域营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成长为一位中国土生土长的现代派作家和中国第一位成熟的意识流小说家，并以自己的创作丰饶了这块土地，使它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他与这块土地的关系是互动的，土地促生了他，他也改善了土地的质地。而香港社会的迅速西化和现代意识的滋生，则为刘以鬯的小说提供了所必须的精神养料。西方意识流小说所需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刘以鬯都具备了，这才使他能经过艰苦的耕耘和探索而成就了“意识流小说先驱”这一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