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思和 张新颖 王光东 主持人的话 自提出“当代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现象以来，在胡风及胡风派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使一支几近被遮蔽的创作流派重新获得了文学史的理论定位。本专栏相继发表了关于张中晓和牛汉的评论，《文艺争鸣》杂志也发表了胡风囚诗的解读文章，复旦大学年轻的博士生刘志荣出色地完成了关于“胡风集团成员”的“潜在写作”研究的博士论文，真是好消息不断，现在，我又收到了期待很久的评论家何向阳论曾卓的长文。 这篇研究论文原来题目叫《无名者的潜在写作——曾卓论》，三万多字，作者整整写了一百多天。在快餐文化流行的今天，以这样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一篇作家论，大约是很少了。当然我这么说决不是提倡文章一定要写得长，但是至少我是一个喜欢写长文章的人，有时候文章写到思潮汹涌欲罢不能，总觉得篇幅限制使许多有意思的想法都点到辄止，而不能充分展开，实在是可惜了一个好题目。向阳肯定也是遇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境况。她在给我的信里充满感情地介绍她的论文构思：“文章题目原来定为《曾卓的潜在写作：1955—1976》，刚开了头，便觉得如果孤立去看这二十年，则显得突兀，许多问题会谈不透。比如这位诗人的深层气质，他为什么在这二十年里选择写那些诗（抒情诗和少年诗）？他的气质里有哪些东西导向了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别的。也因为我自己关注方向中更重视作家自我人格、精神气质对文学的影响，想从中找到一种联系，一点脉络，而不单从时代——社会分析的外因角度去看去梳理。基于这一想法，我把题改为《曾卓论》，……我以1955—1976年诗文为重心，上溯他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下延至八十年代部分文字，力图揭示（在作家层面）曾卓潜在写作的可能性与内在原因。” 向阳的构思带来了理论上的突破，她联系三四十年代的曾卓诗歌创作来宏观把握他的“潜在写作”时竟发现：“三四十年代曾卓的诗虽然公开发表，但对于那一时代主流话语来看，对于后方弥漫的昆明现代诗群创作来看（尤其是前者），仍然有其‘潜在’的意味。所以对‘潜在写作’的概念做了我认为存在的文化延伸。”我当初注意到“潜在写作”仅仅是尝试对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史上某种现象的重新解释，并没有把它作任何延伸的意思。但向阳的理由也是充分的，在三四十年代，青年诗人的创作往往发表在自己印行的小册子或民间刊物上，那个时代文学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诗人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被禁止和被剥夺，但在主流文学的重压下，青年人的孤独的创作很可能是自生自灭，不为社会所注意——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类似“潜在”的写作。从这样的写诗道路走过来的曾卓，他在1955年以后的“潜在写作”正是必然地延续了他最初的艺术信仰和审美追求。根据这一理论假设，向阳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发现。她通过对曾卓早期创作环境的深入研究，引出对抗战时期后方两大校园诗歌群：以昆明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和以重庆复旦大学的“七月派”分支的诗群（暂名）的比较和论述，并突出后者的被遮蔽形态。虽然我一向认为文学史上的主流支流是后来的研究者划分出来的，未必就是当初的真实情况，但向阳的发现和描述，同样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 曾卓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诗人，他与大多数受胡风理论影响的年轻诗人一样，能够自觉地将时代“共名”熔铸在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精神信息中，再用独特的语言把它倾吐出来。尽管诗人的表达也存在着其语言是否运用得当的问题，但在一个“共名”至上的时代环境下，这样的创作倾向必然会饱受误解与轻视。何向阳的论文一开始就提出何谓“时代精神”，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理论根本。她认为所谓文学的时代精神不应该是共名的教条演绎，更不是外在于诗人的先验律令，而是“从一个真正诗人的对时代的内心感受出发用自己的那一份文学语言将这感受恰切准确真实而又有深度地表达出来”，只有当许多诗人从各自的感受出发描写出不同的时代风貌，这时代精神就在其中了。曾卓是独特的，这也注定了他的寂寞。向阳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我读其《听笛人手记》感动非常，那里面有非常质朴、真切、单纯的东西，然而正如他的诗的命运，这组美文并未受到应有重视。他在五十—七十年代的诗也撞上了北岛等的理性批判和命运，不是说反思不对，反思永远不够，但是那种藏得深而且好的人性温润，在外界困厄之境屡屡不挠的时候，曾卓也不讳言自己的珍存与得到。这太不易，然而寂寞。爱永远比恨孤立，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而文学为什么也越来越如是？我也注意到，思辨、反思越尖锐越激烈的文字往往会受到可预见的激赏，而将自己置于时代潮流的中心，从内体察并将感动于己的东西娓娓道出的温润文字却常常不免遭冷遇的可能。为什么？” 我之所以如此啰嗦地介绍何向阳论文中的一些独到观点，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和歉意：本栏目因篇幅限制也无法刊登三万多字的长文。现征得向阳的同意，我们忍痛割爱论文的第一部分，保留了论文的二三部分的内容，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打破惯例，在本栏目里将两万字的论文一次登完，文章题目也恢复了《曾卓的潜在写作：1955—1976》。而上述的理论探讨和发现都是第一部分的精华所在，先把它介绍出来，读者接着读论文就会感到其逻辑和雄辩的力量。文章如人，强壮健美的人体的任何部位都必然美好，我们读向阳的论文的任何章节段落，都有生气贯通、神采丰腴之感，一斑也能窥见全豹的神韵。我也希望论文的第一部分能够同时在其他刊物上尽快刊登，使向阳的《曾卓论》能完整地与读者见面。 陈思和 2000年4月20日于芝城 1955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讳莫如深，空白说构成着一段文学史的结论，支撑史论的证据当然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的事实，它的多寡和优劣。这是不错的。我注意到即使九十年代新近出版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虽较八十年代我读大学时有所改观，甚至从观念思想到角度写法都变化巨大，但这一结论基本趋同。有的文学史为免除尴尬，干脆将这二十年空白不写，或恰好将六七十年代台港文学章节放在这里补充，无论如何，这段文学史因文学与政治的胶着关系而最具当代性，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史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寄以稍稍关注的人都知道，“胡风案”的1955年是一批人（这批人大多从旧中国而来却是抱着歌颂新中国的希望的）创作的终结，“反右”的1957年是又一批人（这批人是在新中国走上创作道路或在新中国成熟于创作而抱有对国家对党进一步发展热诚提出建议和意见的）的创作终结，或者再到1962年（右派第一次局部平反）有次创作回潮，这一时期创作上虽有回复，但整体上文学史的书写是低调的。可以看出叙述的艰难。编撰者可以不同，但这一时期文学价值的结论大致明确，总结为：由于政治上的“左”的原因与干涉，文学的实绩大打折扣。特别是后十年，闻名于世的十年动乱开始，1966年， 让更大一批人（这批人的范围波及新中国至少三代作家）卷入并彻底终结其创作，人事颠转面目全非者，何止一个文艺界。然而也大约正是文艺创作界几乎人人有或牛棚或劳改或下放的经历——若干年后，此种经历被说成或自诉是某种于创作而言的财富矿藏，然而，正是这笔矿藏，掠走了他们最好的时光、灵感，并继续干扰着他们未来的创作过程与文学观念，这是肉眼看不见的，然而在文学中它却处处留有形迹。1956年，或许更早一年1955年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年不能不说是政治对文学的改写所造成的文学史的文学缺席，以致影响到文学史观念，影响到在总结文学发展延承或断裂时不能不使用的那种带有非文学性的倾向与原则，甚至影响到文学史写作中概括上的文学表述的理论失语——它不得不拿来社会政治学的语言来阐述文学已然发生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