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杂志设立了“走近鲁迅”专栏。我想，这是十分及时的。因为，直到今天，鲁迅仍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一个，但他同时也是受歪曲、诬蔑、攻击最甚的一个。为了不辜负鲁迅留下的这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确是到了应该“走近鲁迅”的时候了。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在晚年最赞美的几个青年作家（包括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从四十年代末期起就一个个遭受了灭顶之灾；而也正是从四十年代末期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上述青年作家中，鲁迅的赞赏表示得最为明白并且在当时众所周知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过序，说是“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虽只寥寥数语，但在鲁迅所公开赞扬过的现代中国的创作中，却还没有别的作品得到过这样的高度评价。然而，大概是鲁迅也没有想到过的罢，最早“不容”此书的，却是当时的共产党作家、后来青云直上的张春桥。鲁迅为此特地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以表示他的愤慨； 但到1948年萧军却终于被划到了“反党”的一方， 《八月的乡村》当然也就根本不是什么“很好的书”了。而在萧军挨整的同一年，与晚年的鲁迅关系密切、被鲁迅赞为“鲠直”、“明明是有为的青年”的胡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遭到了较为集中的批判，至1955年又进而被打成反革命，他的一大批朋友也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饱尝苦难，甚或瘐死狱中。鲁迅晚年的亲密战友冯雪峰（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和被他赞为“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的黄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于1957年成了右派。只有被鲁迅赞为“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巴金（同上），在五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才保全了下来，尽管也不免受到姚文元之流的批判；不过，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落得个家破人亡。然而，到底不愧是受过鲁迅赞美的作家，巴金晚年所写的《随想录》实在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好文章。 屈指数来，除了少数早逝的作家如萧红、白莽之外，鲁迅晚年赞美过的青年作家从四十年代末期起直到“文革”期间，一个个在劫难逃。有时甚至连早逝的作家也难以幸免。例如，鲁迅曾经作序称赞过的柔石烈士的《二月》，在被改编为电影剧本《早春二月》后，在六十年代初也成了“大毒草”。 因此，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从那些对于萧军、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等人的赞美中所体现的鲁迅的好恶、爱憎、感情、认识，是否显示了鲁迅精神？假如是的，那么，从四十年代末期起，当“鲁迅的方向”在中国广大土地上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时，为什么他们都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敌人，以致或身入牢狱，或打入另册？难道鲁迅精神本身便是违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方向”的么？但如萧军、胡风等人并非新文化的敌人，在他们遭难之前确实是遵循鲁迅的方向，在文化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的，那么，从四十年代末期起的他们的遭遇岂不同时意味着鲁迅精神、鲁迅方向正在遭受无情的践踏？鲁迅若地下有知，他的心岂不也在流血？尽管在那个漫长的时期里，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响彻了对鲁迅的颂歌，还出现了许多把鲁迅精神“阐释”得符合当时政治需要并进而宣扬其“伟大”的著作，其中最杰出的不消说是姚文元的精心巨著；但对照一下实际情况，只要稍微懂得一些鲁迅的人就不难看出这正是对于鲁迅最恶毒的歪曲、诬蔑和攻击。 同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巴金、黄源、冯雪峰、萧军、胡风依次获得平反的同时，在文坛上却又响起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呼喊。原来，在这些人看来，鲁迅在这么多年来不是在被作践，却是在被“神化”。本来，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神化”也是一种作践；但所谓“反对神化鲁迅”也者，却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神化”一词的，其原意不过是说前几十年把鲁迅“神化”得太伟大、正确、完美了，因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于是，鲁迅就从遭受裹在“歌颂”的外衣下的恶毒歪曲、诬蔑、攻击转变为遭受直接的恶毒歪曲、诬蔑、攻击。 在后一方面做得最出色的，是顾颉刚先生女公子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本书制造了太多的神话来吹捧顾颉刚先生，也有太多的对鲁迅的诬陷。关于前者，我在发表于《钟山》1998年10月号的《〈灾枣集〉序》中已略有涉及；至于后者，则只要看一看她把早已破产了的所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谎言都重又搬了出来，就足可见其卑劣和无聊了。但此类伎俩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揭露，这部书——特别是其中诬陷鲁迅的部分——时却颇有走红之势。这种现象，我实在不知何以名之；但还是先欣赏一下顾潮女士的解数罢。 顾女士在书中说：“他（指顾颉刚。——引者）认为：‘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自传》）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事还需从几年前说起。”（《历劫终教志不灰》100页）接着就以《北大宿怨》为小标题， “说起”了好些颇能显示顾潮女士品质的事情，其中一条是：“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同书103页）
